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同志45岁生日。在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为他准备了茶点祝寿。但周恩来没有出席，而是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办公室，撰写《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

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附1：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张秋地同志的解读

《我的修养要则》是周恩来写给自己的生日箴言，更是写给党员干部的修养准则。

“加紧学习”——周恩来修养的基础前提

《我的修养要则》共217个字，分为7条。这7条就如同7颗珍珠，串连起它们的，正是《要则》第一条就强调的内容——“加紧学习”。

学习是前提。《要则》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后面6条谈了工作、生活、为人等方面，但“加紧学习”是诸方面的前提。

学习改变了周恩来的人生轨迹，是其人生“转变的关键”。1910年，周恩来离家到东北继而到天津接受新式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如周恩来在1946年所说：“我在铁岭入了小学，6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兄弟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914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写了一篇作文《一生之计在于勤论》，其中提到：“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则一生之计足矣。”1924年，周恩来在26岁时就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得益于1920到1924年在欧洲的求学经历。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曾说，“一个人对于世界万事万物，对于人生各种问题，要想看得透，就得志于学，勤于问，敢于闯。”

周恩来在各个时期的题词中多次强调学习。1939年1月7日，周恩来在重庆联立中学作报告，为二年级学生侯遇福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在祖籍绍兴为表妹王去病（中学生）题词：“青年是学习时代，从课堂中学习，从服务中学习，从师友中学习，要认识学无止境！”为表侄王俭（中学生）题词：“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为表侄王京（小学生）题词：“努力学习，精益求精。”1950年8月12日，周恩来为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题词：“加紧学习，提高文化，不骄不燥（躁），好好地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周恩来承认自己具有“好学”的美德。1946年5月2日，周恩来和记者曾敏之谈话，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学习的方法。《要则》第一条还指出：“宁精勿杂，宁专勿多。”4个月后，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又做了强调：“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通百才，不如专一门，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必须有所不学才能有所学，有所不能才能有所能。

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周恩来对待工作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则》第二条才谈工作，反映出的是：在工作与学习两者之间，学习在先，工作在后。1950年7月26日，周恩来曾为李银桥的妻子、当时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的韩桂馨题词：“努力学习，好做工作。”

两者结合。《要则》第三条强调：“习作合一。”学习与工作要相结合、相统一，要学以致用。“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创造”，促进工作实践的新发现、新创新、新创造。只有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才能是有所发现的工作；只有与学习相结合的工作，才能是有所创造的工作。学习不是死读书、读死书，不是当书呆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只学习，不思考，没有新发现，没有新创造，那么书看得再多也与一头驮了很多书本的驴子无异。

向谁学。《要则》第六条明确提出：“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共南方局机关干部作整风报告，写了《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周恩来更加细致地讲述了为何要向群众学习，如何向群众学习：“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当然，周恩来在这个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学习毛泽东的工作作风，还将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与列宁的工作作风做了比较。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3个月后，即7月16日，周恩来回到阔别3年的延安，正赶上“抢救运动”的高潮。8月2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晚会上表示“二十二年党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周恩来还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学习笔记。从11月15日起，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做了5天的发言，是整个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周恩来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他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整风运动后，毛泽东集领袖与导师于一身，达到“君师合一”的境界，周恩来逐渐以毛泽东为学习榜样。1949年5月，周恩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学习毛泽东》。

学习的物质基础。《要则》第7条说学习的物质基础是“健全自己的身体”。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也没忘记锻炼身体。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隔壁就是乒乓球室。

《要则》告诉我们：学习是个人修养的前提，是个人修养的基础，还是个人修养的灵魂。周恩来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学习，而且在和平建设年代也强调学习。1958年，周恩来赠言即将下乡当农民的侄儿周荣庆：“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布衣暖，菜根香”是“健全自己的身体”的基础和方法；“读书滋味长”是“加紧学习”的途径和乐趣。一个人孜孜于精神上“读书滋味长”，自然在物质就清心寡欲，满足于“布衣暖，菜根香”。

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中国这句古话很有道理。我们现在要更进一步，要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学然后知不足，越学就越感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所谓的“终身学习”。1972年尼克松访华，全世界人都看到了周恩来的风度和魅力。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为了中美首脑会谈的成功所付出的艰辛，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学习研究。74岁的周恩来对尼克松的个人性格、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都做了深入研究，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还仔细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

“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周恩来修养的特色

《要则》第四条：“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做原则上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则》第五条：“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周恩来在“发扬自己的长处”前加了个状语“适当的”，而不是“充分的”。周恩来认识到：发扬长处一定要适当、适合、适可。一个人，没有长处，是庸才；不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是蠢才；只有适当地发扬长处，才是英才。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的表述是“因势利导”。1966年11至12月，“文革”狂飙乍起，周恩来在不到30天时间内4次公开强调“因势利导”。11月27日，周恩来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访师生和群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形势“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堵、挡，这些办法都不行。最典型的一次“因势利导”，是1966年周恩来利用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示而对干部的保护。周恩来不仅积极保护章士钊，还立即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几百个人。如果不是“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如果不是“因势利导”，那结果就正如1980年邓小平所评价的“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关于周恩来人格修养的故事数不胜数。有修养的人是不轻易发脾气的，但曾经担任过周恩来3年秘书的李慎之却撰写了《周恩来的两次发火》。一次是在巴基斯坦，周恩来为工厂使用童工而发火；还有一次是在日内瓦，为李慎之工作失误而发火，却替其承担责任。但《周恩来的两次发火》反映的却是修养、道德。

70年前，周恩来在重庆亲笔撰写了《我的修养要则》。70年后，党员干部还在学习研究这篇“要则”，并以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一面镜子、衡量自己的一把尺子。在这方面，周恩来为人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附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王为衡同志的解读

怎样认识和理解周恩来这7条“修养要则”？从中又能看出周恩来怎样的精神境界？

一

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演，开启了延安整风运动。但周恩来参加整风学习，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早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制度的任务。收到毛泽东的这份报告后，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此时，周恩来主要从学风问题，即如何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的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10月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决定周恩来任西南学习组组长。11月4日，中央学习组要求各级高级学习组在一年内先学习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等83个文件。之前，周恩来安排南方局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同时搜集党史资料，准备以后讨论和学习中共党史。12月30日，他收到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指示：学习中共党史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随后，周恩来按中央要求对南方局的学习作了调整，开始以主要精力抓党史文件的学习。1942年2月16日，周恩来等电告毛泽东、王稼祥：“重庆办事处及报馆高级学习组已进行学习约16次，每周9小时，从未间断，并已开始研究中共党史。”2月20日，毛泽东回电，强调掌握思想为第一项，“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6月，南方局成立学习委员会，正式开始整风学习，并进入第一阶段，整顿学风。周恩来领导的学委将全部学习文件集成小册子作为必读材料，印发大家学习讨论，讨论的重点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上述背景叙述不难看到，延安和各地的整风运动从改造学习方法和制度入手，经历了从理论学习到与中共党史相结合并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的逐步深入的过程。周恩来对整风学习“学什么”、“怎么学”，在认识上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深化的过程。他在《我的修养要则》第1条即提出“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的学习方法，正是他对自己这种关于整风学习的认识过程的概括和总结。

二

如何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改进工作作风，是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思考较多并作深刻自省的一个问题。在南方局整风学习会上，周恩来曾向同志们交心说：“参加革命团体，迄今已廿年，经常处在实际工作的情况下，故培养了些工作能力”，但他同时又检查自己“理论修养不够，有些事务主义作风”。这两条正是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认为今后在工作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周恩来既注重工作细节，也从未放弃对工作大局的思考和把握。但他用更高的标准来衡量、解剖自己，认为自己的工作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务主义的东西。因此，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上了工作上“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这一条。

1943年7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接连作了5天报告，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的工作失误和不足，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样，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这段话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周恩来通过整风学习，对工作方法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全面和具体了。

在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要求自己的这种“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的工作方法，曾有力地指导了南方局的实际工作。例如，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更加险恶，在隐蔽状态下南方局如何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呢？周恩来选择了被国民党顽固派忽视而又有着很大群众影响的文艺运动作为当时南方局工作的重点，并且有计划、有条理地开展起来。他关心话剧、电影、小说等文艺创作，对学术研究给予具体指导，对进步出版事业给予大力扶持。在他的带动下，南方局的同志们在文艺界广交朋友，逐渐团结起了一支强大的进步文化力量，为冲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在国统区向人民群众传播革命真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

兼顾学习与工作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将整风运动的成果落实到实践中去，是周恩来加强修养的另一个重点。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提出“习作合一”，主张把“学习”、“锻炼”、“实践”统一起来，不能空洞抽象地谈修养问题。在他看来，理论学习对个人修养固然重要，“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还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的相互配合，既注意检讨和整理，也要有所发现和创造。

周恩来的“习作合一”在统战工作中得到充分展现。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政治气压沉重。出乎国民党意料之外的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统战工作在夹缝中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对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周恩来是如何带领大家适应复杂政治气候下统战工作内容、对象、范围、任务等方面的不断变化的呢？他首先选择从学习入手。1943年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对党的统战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及经验教训进行了回顾和探讨，进而指出“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危害性。他还指出，有的同志只愿意同进步分子交往，不愿到中间分子中去进行工作，特别是怕同对我们有不同意见或反对过我们的人打交道，这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正是通过这些学习活动，周恩来使南方局的同志们认识到必须善于将统战工作的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将统战工作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可以说，对于统战问题，周恩来对时间（抗战期间）、地点（国统区）、条件（整风学习运动）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全面的整合，既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有工作方法的创新，真正做到了“习作合一”。

四

搞好自我修养，也就是古人说的“修身”，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周恩来的思想修养，标准之高，要求之严，以及持之以恒，在党内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典范。他的修养要则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切合自身实际、说到做到的修养指南。

周恩来一贯主张发扬长处、纠正短处，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在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他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以及“怎样对待错误的思想意识”。他曾联系自己的经历，严格剖析自己“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他还认为，领导干部应在自我批评方面起示范作用，“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么，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周恩来勇于进行思想意识改造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表现得格外突出。

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涤荡了当时每一位共产党员的心灵，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就是这场整风学习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精神遗产。它仿佛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周恩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人格光辉和修养魅力；透过它，我们也看到一位真正共产党人所应达到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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