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人。192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曾参加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和北伐战争。

董振堂自幼聪颖，对军事颇为狂热，1922年从保定军校炮科毕业，听说冯玉祥军队赏罚分明，兴奋的他主动申请到冯军任职，有学历和扎实过硬的军事技术，很快在冯玉祥军队里脱颖而出。

董振堂很异类，也很超前，旧军阀的习气在他身上不见踪影。他类似关羽，傲上而不忍下，也深得冯玉祥的影响，冯玉祥最亲民了，每天光着膀子与士兵同吃大锅饭，董振堂也是如此，发不出军饷，他就和士兵们一起吃大灶，要参加演习，他也和士兵们一起挖壕沟，深得军心。

冯玉祥看在眼里，觉得董振堂是可造之材，欲调他到司令部做参谋，可是董振堂给了两个字：不去。他对坐在司令部指点江山毫无兴趣，偏偏热衷于在基层摸爬滚打。

冯玉祥这么多年了，没见过敢驳回老子面子，不识抬举之人，他勃然大怒，准备治他的罪，参谋长刘骥劝说下，才留下他的命。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出兵南下攻取陕西，河南。升任为旅长的董振堂，打仗十分勇猛，惯于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在河南邓县亲自带领大刀队正面出击，派主力部队从两面夹击，歼灭于学忠部数千人。

之后，奔袭了两天一夜，直扑襄樊的吴佩孚司令部，俘虏吴佩孚的参谋长、逼降于学忠的16师，打得吴佩孚狼狈带小老婆偷渡汉江逃命。用兵如此神速果辣，猛将之风呼之欲出。

这个猛将，对荣华富贵没啥概念，打完仗后，董振堂缴获了吴佩孚的黄金马鞍，及20支盒子枪，转头送给了受伤的同学何基沣。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河北老父得知董振堂当官了，以为苦日子到头了，他花钱盖了砖瓦房，董振堂回来后，住了一天后，颇感不适，对父亲建议说，以后不要盖房子了，日后国家强大了，人人都有屋住，这才是董振堂的终极梦想。

对父亲如此，妻子贾明玉更沾不到丈夫升官的光，她每次出席重要场合，只能穿粗布棉衣，在场合上如此刺眼，每次都被穿绫罗绸缎的官太太们嘲弄。妻子受委屈了，回家和董振堂哭闹，他都摆出大男子的作态，不在乎妻子的感受，只对她说：“我枯燥得很，除了打仗没有别的爱好！我不抽烟喝酒，也不逛窑子。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别看官太太们这么光鲜，她们私下有多少苦水咱都不知道！”

既然董振堂这么说了，贾明玉盘算下，这么一个男人在三妻四妾的时代，还能对自己忠贞不二，知足吧，生活差就差点，无所谓！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冯军被改编成26路军，下辖25师和27师，董振堂部被改编成25师73旅，降为旅长。

1931年2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战争，调26路军到江西，他的算盘打得邦邦响，26路军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是杂牌军，送上战场，做炮灰，顺便削弱他们的实力，多美啊！

但26路军将士不是傻子，千里遥远到江西作战，没人乐意，董振堂麾下一个团主动破坏铁路，继续留在山东，蒋介石一看，跟我玩心眼，可以，如果不去江西的话，你们的军饷就不发了。

这招太狠了，26路军左右都是死，还不如去江西，战死还能领取抚恤金。

5月，26路军和红军初次作战，损失1个师和1个旅。他们所有家当只有2个师、6个旅，实力折损大半，再拼下去，都得折在这儿了！

于是，26路军的头头们，开了一个会，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一定要保存实力，董振堂先出手，他一边制造假情报，极力推诿蒋介石的命令，一会儿说地形险恶难行，一会儿说红军行迹飘忽，需要勘察，各种理由使出来，一边派人联系冯玉祥，希望他出面撤回26路军。

冯玉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丢兵卸甲丧失地盘，成了蒋介石的吉祥物，何来实力与之相抗？

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驻扎宁都的26路军被红军三面包围。他们过得特别惨，水土不服感染上恶行疟疾，折损数千人，不仅如此，军饷也供应不上，经常被贪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26路军未来在何处？

他们想过自救，但蒋介石不答应，刚拔营北上回家乡时，被蒋介石嫡系部队阻挡，赶回宁都继续作战，总指挥孙连仲丢下部队跑路，日常军务便由参谋长赵博生负责。赵博生本来对国军不抱指望，红军才是他最终的归宿。

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是地下党员，他的秘密上级是刘振亚，刘振亚又是董振堂的上尉参谋，是唯一和党组织接过头的地下党员，罗亚平就是刘振亚秘密发展的20多名党员之一。

赵博生和罗亚平聊天的时候，有意无意提到红军这支队伍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样，罗亚平开始不太信任，敷衍过去，然后向上级汇报，认为赵博生可以争取，经过一番试探，确定赵博生有加入倾向，于是，1931年10月，批准赵博生入党。

入党后，26路军就要归顺于红军，至关重要的人物就是董振堂，赵博生先伪造孙连仲的命令，写“暂免董振堂旅长职务”，然后交给董振堂。他看到命令大怒，赵博生知道有戏了。

11月，赵博生、董振堂、刘振亚等人开会，讨论26军的前途问题。赵博生认为不能继续打了，否则只有全军覆灭，董振堂同意，因为26军人员不够，弹尽粮绝，无法继续打。赵博生又说听说红军杀人放火，什么都共，可是，真实的红军非常讲纪律，听说抓去的俘虏都很优待，不愿留下都发放路费释放。

表面是开会，实则是说给董振堂听，他们不知道，红军正是董振堂仰慕已久的军队，且他读过不少社会主义的书籍，非常认可，他们的思想与他不谋而合。

他发话了：“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拉着部队去投红军。”赵博生大喜，最后一次问他有没有决心，董振堂惜字如金，一个字：“干”！

宁都起义既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风险，董振堂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在起义前，给亲属写了一封信：“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去驻防山西的董升堂处躲避。”

起义的决心已经定了，怎么起义，赵博生和董振堂还没来得及谋划，就发生了一件事，1931年11月底，王超经过南昌的时候不幸被捕，随身携带的26路军党员名单、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都被搜出来。蒋介石看到后，命令26路军抓捕刘振亚、袁血卒等党员，送到南昌行营。

罗亚平翻译电报后，转送给赵博生，赵博生最后一次试探董振堂，他伪造了命令，写着：“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董振堂一看，气得破口大骂！他决定反了！

光有董振堂不够，他手里只有73旅，26路军还有另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74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74旅驻扎在宁都城内，到时候和73旅里应外合，就是完整的26路军，所以重中之重就是说服74旅旅长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找到季振同，拿出命令给他看，季振同大骂蒋介石，立即下定决心，投奔红军。

三人就此达成一致，派袁血卒潜入苏区汇报。朱老总得知后，非常兴奋，向26路军传达指示，并改编26路军为红五军团，季振同出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

除了师长李松昆带走一个团以外，驻扎宁都的1.7万名26路军将士，都参加了起义。

天亮以后，红五军团启程进入苏区。他们的加入，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实力，2万多武器装备，8部电台，都是红军迫切需求品。

但是意志不坚定的季振同和黄中岳吃不了苦，想要带军脱离队伍。季振同死后，最有威望和资历的只有原73旅旅长、现红13军军长董振堂，他接替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的总指挥。

董振堂先后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战斗，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红旗勋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区，他对何长工说：“政委，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这些钱都交党费吧。”这些钱足足有3000大洋，都是董振堂积蓄下来的。不爱钱却会省钱，董振堂真是牛人，不仅如此他还愿意全部交党费，这人心底无私天地宽，实在让人崇敬！

何长工认为全部上交，太委屈了，建议他留下一些，给家人使用，董振堂最终同意留下300大洋，其他的都交党费。300大洋他自己几乎不用，都是补贴给伤病员，一直到长征路途中用尽。

不仅如此，董振堂对自己的要求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日，他不小心擦枪走火，找到何长工，要求按照规定关禁闭。何长工劝他还是算了，贵为一军之长，又不是故意的，而董振堂硬要关了三天禁闭。

虽然他新加入的，但是他的党性远远超出很多人！

党性优秀，作战能力亦不含糊，每次白刃战的时候，董振堂就亲自带领数千名战士，挥舞大刀近身劈砍，敌军尸首堆积如山，获得大胜。

1932年8月，董振堂率部参加了北线的宜黄、乐安战役。同年冬，进军赣东、闽西的黎川、建宁、泰宁。每次战役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因指挥作战有功，12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起义胜利一周年时，毛主席亲自将红旗勋章别在董振堂的胸前，并称赞他是卓越的指挥员、常胜将军。

1934年10月，董振堂率部参加长征，红5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红5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长征中，红五军团在湘江血战和金沙江阻击战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经过湘江战役，红5军团第34师全军覆没，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受敌人追击身负重伤，被俘后也英勇牺牲。作为红军后卫的红5军团，由两个师1万余人减少到一个师不足5000人。军团长董振堂几天几夜没有休息，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

石板河阻击战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著名的阻击战。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向董振堂布置任务，要求红五军团在石板河构筑工事、阻击尾随之敌，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原计划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但由于一个渡口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一个渡口江面太宽、易受敌机袭击等原因，全军只能依靠六条船从唯一的皎平渡强渡，所以中央军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军团延长撤防日期。从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红5军团，硬是把几万敌人，死死地拖在阵地前。董振堂下令：“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没有命令绝不撤离，保证主力安全过江。”红5军团将几万追兵挡在石板河以外，为主力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赢得了时间。

1935年1月，正是由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遵义城东南布防阻止了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才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董振堂为党和红军又立了一大功劳。

1935年8月，会师两个月的红一、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董振堂和红五军团被编入左路军，改称红五军，归张国焘和朱德领导。一年之内，董振堂和红五军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两遍草地、翻了两次雪山。

张国焘任命了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到红五军担任要职，合并了红33军和红5军，意味着董振堂被架空了，张国焘掌握了红5军。

1936年11月，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西路军，准备打通河西走廊，迎接苏联的援助。2个月后，董振堂指挥红5军攻占临泽县城，几个时辰后，他带着3000余人继续出击占领高台县城，政委黄超带1000余人留守临泽，还扣下唯一的电台，黄超是张国焘的亲信，这么做很明显，想要利用唯一电台控制董振堂。

在董振堂攻克高台后，马家军派出两万部队包围高台，切断临泽和高台的联系。没有电台，董振堂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况，与马家军激战几日后，逐渐兵衰，想要突围的时候，黄超却送来一封信：“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董军长的头。”

董振堂无奈之下，放弃了突围，被迫死守高台县城。1937年1月12日，马步芳部集中四个骑兵旅向高台城进攻。董振堂指挥驻守高台城的红五军将士与敌人展开攻守战。敌军利用大炮、火烧等攻破城外制高点，直逼城下，切断了高台、临泽两地红军的联系，并牵制了沙河堡主力红军，不分昼夜轮番攻城。红军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梭镖、石块等砍向敌人、砸向敌人。20日凌晨，投降的原民团团丁叛变，打开城门，敌人蜂拥而入。红军将士勇猛拼杀，直至最后一刻，董振堂、杨克明等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董振堂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主席十分悲痛。在延安举行的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主席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2009年9月，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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