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仇和离开昆明时的离职感言
（标题为《情系昆明 造福人民》，时间为2011年12月3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刚才，维佳部长宣布了省委对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我完全赞同、衷心拥护、坚决服从。田欣同志政治立场坚定、政策理论水平高、思想作风过硬、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由他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是合适的。纪恒代省长作了重要讲话，对昆明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昆明领导班子寄予了殷切期望，对昆明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希望大家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2007年12月，中央和省委调我到从未来过的云南昆明工作，转眼已过去四年时间。省党代会期间，忙里得闲之时，我就独自到海埂大堤上，去看不远万里而来的红嘴鸥，看空阔无边的滇池，看睡美人般的西山，看蓝蓝的天、悠然的云，看树荫下、花丛中与海鸥同乐的人们。而这个季节，北国风光更多的则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东部沿海也是冬意渐浓、寒风阵阵。我庆幸自己，能够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好时代。特别是来到昆明这四年，正当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际，正值我国加快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之时，正逢云南着力推进现代新昆明建设之机，天时、地利、人和共同构建了难得的干事创业环境。昆明作为享誉世界的春城，又是我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门户型、枢纽型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之美、高原风光之美、民族风情之美、都市时尚之美和边境异域之美。在昆明工作四年，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是我成长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是我工作中最充实的一段经历。伴随着调离日子的临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难以平静。连日来，昆明的山山水水，昆明的父老乡亲，昆明的广大干部和一起奋斗的事业，时刻萦绕在心头、浮现在眼前，一幅幅画卷、一幕幕场景，是那么清晰、那么鲜活，令人难忘、令人感动、令人眷恋。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记得刚到昆明工作时，我曾经推荐大家看迪拜酋长阿勒•马克图姆的《我的构想》。这本书在开篇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非洲，每天清晨，羚羊醒来便懂得自己要跑得比狮子快，否则其命运便是灭亡。还是在非洲，每天清晨，狮子醒来便懂得自己要跑得比最慢的羚羊快，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每当晨光开启，你就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得以生存。这是草原铁的法则和规律。而我们所处的世界，竞争无处不在、日趋激烈，已由大鱼吃小鱼，转为快鱼吃慢鱼!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力排序易位频繁、此起彼伏。回顾过去四年时间，正是基于这种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我与昆明的同志们、同事们一道，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开拓创新、务实苦干，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现代新昆明建设，在昆明跨越式、追赶型、超常规发展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取得了阶段性成绩。我深知，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个人的贡献是微小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得益于昆明历届市委、市政府打下的良好基础，得益于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悉心指导，得益于各驻昆单位和兄弟州市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市级领导班子的精诚合作，得益于各级干部的创造性工作，更得益于全市726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奋斗。借此机会，谨向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同事以及全市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过去四年的工作，很多是在补课、打基础、还历史欠账。它既是历史的传承和延续，也是未来的起点和根基，而许多战略性举措还刚刚启动，今后的工作仍将是任重道远。我和同志们都很清楚，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昆明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仍然处在落后位次、较低水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四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自己职责所系、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与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相比，与全市各族人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受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由于受自身能力和水平、智慧和胆识的局限，尽管本人在主观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有一些想去做、该去做的工作没有去做，也有一些工作正在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够完美、不尽如意，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遗憾。我时常觉得，如果自己在学习上再刻苦一些，或许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会更高一些;如果自己在工作中能更深入一些、接触群众更广泛一些，或许考虑问题会更全面一些;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虽然过去不能假设，时光也不能倒流，我们却可以从过去得到启示和借鉴、得到激励和鞭策，以便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马克思曾说过，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我们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荣的主角、社会进步的主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的前途命运是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所决定的，个人的抱负、才能和作用只有顺应党和人民的需要才能得以发挥。历史注定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的一代、创业的一代、奉献的一代，也是铺路的一代、打基础的一代、承前启后的一代。这次组织上对我工作的调整和安排，不仅是中央和省委对我的培养、信任和关怀，也体现了对昆明工作和广大干部的认可与肯定，体现了对昆明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关心与重视。回顾四年来，我和昆明的同事们一起大干、拼搏、攻坚、冲刺，经历了多重挑战和考验，也曾遭遇坎坷、曲折、困惑和茫然，但我们从不动摇、从不折腾、从不懈怠。这四年，对昆明发展来说，是现代新昆明建设加速推进、跨越式发展全面展开、区域性国际城市蓄势待发的四年;对昆明干部群众来说，则是务实多于务虚、实干多于空谈、付出多于回报、辛劳多于收获的四年。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付出已有回报、辛劳已有收获，昆明的发展变化既得到了群众的认可、社会的认同，也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认定。对于个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阶段性实现;对于地区，这就是区域发展的阶段性进步。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更使人振奋，更让人安慰的?昆明各族干部群众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这片热土，无愧于这份事业!
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当前，昆明历史性地迎来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实施桥头堡战略两大机遇，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改革创新的攻坚期、对外开放的提速期、文化事业的繁荣期和社会建设的转型期。与大家一样，我对昆明的未来满怀信心、满怀期待、满怀憧憬。我憧憬着，昆明更加民富市强，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排名快速提升，产业和企业品牌享誉全国乃至全世界;我憧憬着，城乡居民充分享有教育培训、医疗保健、休闲娱乐、创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机会，个个脸上都绽放着幸福的笑容;我憧憬着，贫困地区、困难群体的人们不再为吃、穿、住发愁，城乡建设过程中被征地拆迁的人们全部搬进新居，生活得更加富足、更加安康、更有尊严;我憧憬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公共文化设施星罗棋布，节假日去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成为新的风尚;我憧憬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深入人心，公平正义充分体现，人们普遍追求真理、尊重科学、注重和谐、崇尚文明;我憧憬着，城市城镇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市民们可以在公园里、广场上、林荫下休憩流连;我憧憬着，滇池水清岸绿，鱼儿洄游，孩子们又可以在水中嬉戏玩耍;我憧憬着，交通四通八达，地铁快速便捷，出行的人们再也不用为高峰期堵车而烦恼;我憧憬着，众多外国机构、跨国企业落户昆明，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们在大街上往来穿行;我憧憬着，昆明让外地人一提起就充满向往，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真正成为一座彰显区域性国际城市魅力的“壮丽大城”。
回顾四年来，在昆明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在市级领导班子这个充盈温情的团队里，大家坚持用心思考、用心决策、用心做事，为昆明的事业倾注了精力和心血，寄托了情感和追求，付出了热忱和努力。我也深深地融入了红土高原、彩云之南、滇池湖畔，深深地爱上了昆明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昆明人民勤劳智慧、朴实善良、吃苦耐劳;昆明干部觉悟高、能力强、干劲足。他们平凡而伟大，拥有生生不息的高原情怀、大山精神，高远、开放、包容，坚定、担当、务实，是昆明发展和进步的脊梁。四年来，我与昆明从素未谋面到植根坚守，与大家从素不相识到相逢、相知、相勉，朝夕相处、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一起担负责任、承受压力，一起殚精竭虑、用力使劲，一起废寝忘食、加班熬夜，一起分享喜悦、庆祝成功。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奋斗，使我们成为很好的同志、同事和朋友，这种情谊将是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志同道合的同志之情，比手足之情还要珍贵;这种真诚质朴的同志之谊，比金兰之义还要高尚。今天，我虽然与同志们深情话别，依依不舍;但省、市同城，今后我仍将愉快地工作、生活在昆明大地上。我一定倍加珍视并永远记住在昆明工作的这段美好时光，倍加珍视并永远记住各位同志的支持帮助，倍加珍视并永远记住与各族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
这次会议以后，我就要从昆明到省里上班。我将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牢记使命、不负众望，勤勉敬业、开拓进取，严格律己、清正廉洁，为加快建设开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作出积极贡献!虽然离开昆明工作岗位，但我依然会永远热爱昆明、情系昆明，关注昆明、支持昆明。凡事只要有利于推动昆明发展、有利于造福昆明人民，我都将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我在昆明任职四年与大家共同形成的一些思路、决策和措施，是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现实情况和认识水平作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有的可以继续坚持，有的应该深化和完善，有的则需要调整、修正和改变。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形势变化的必然，也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因此，坚持、深化和完善我会很高兴，调整、修正和改变我同样很高兴。衷心希望昆明的工作和事业，能够在创新和超越中不断发展前进。我坚信，在以田欣同志为班长的市级领导班子带领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经济繁荣富强、文化特色浓郁、社会安定和谐、生态环境优美、开放包容多元、民主法制健全、人民生活幸福的区域性国际城市，必将崛起在祖国西部大地上。
在云南工作，就是云南人;哪里实现理想，哪里就是家园。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
最后，我想再说三句话：
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
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
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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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铁腕书记仇和造城背后的寻租缝隙
仇和
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人，曾因推行激烈改革而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被视为中国个性改革官员的代表。
1996年起，仇和在江苏宿迁先后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06年担任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底，调任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底，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今年3月15日，中纪委宣布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昨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仇和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今年两会刚刚结束，个性官员仇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政坛演出。
从沭阳县起步，仇和的名字与“改革”密不可分。吏治整顿、城建拆迁和环境治理等措施，让他迅速赢得政声人望，但举报和批判亦一路同行。
一名昆明官员这样形容仇和的风格，“像驾驶着一辆巨大的城市坦克，一路碾过。”他说，“仇式”风格疾风骤雨式的改革，曾为城市带来过新鲜面貌。但“碾压”式的执政方法，也留下了寻租空间，仇和的“人治”色彩愈发浓烈。
争议起时，仇和曾言，自己的目标是“以人治推动法治”。学者石鹏飞对此曾有期待，提出“仇和新政”的完美结果应是“培养出成熟的反对派”，然而，未及“推动法治”，仇和已因“人治”落马。
仇和的“左膀右臂”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任上调往云南，出任昆明市委书记。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这是甫到昆明，仇和发表的“八无感言”。
事实上，他并非“只身一人”。
3月18日，仇和落马3天后，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同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时任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谢新松就追随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1998年，从沭阳县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谢新松跟随仇和13年，并担任过其秘书。据媒体报道，谢新松对仇和的执政思路非常熟悉，悟性很强，是仇和在宿迁大力推行改革的得力助手。
宿迁的一位官员评价，仇和去昆明，也带去了左膀右臂，谢新松是“左膀”，刘卫高是“右臂”，一个是得力秘书，一个负责商业开发。
仇和落马后，刘卫高的名字也浮出水面，他被坊间称为仇和背后的“神秘富商”。
刘卫高，曾是全国人大代表、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中豪集团）。
3月17日，仇和落马2天后，中豪集团官网贴出公告：因其个人原因，刘卫高申请辞去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今年二月底，宿迁市委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官员证实，刘卫高正在接受调查，并因此请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这位神秘富商最近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是他在昆明的螺蛳湾项目。
据媒体2011年报道称，当年螺蛳湾项目的土地出让拍卖会，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约5分钟。而在2011年3月16日，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挂牌起价64.87亿元获得，整个交易也仅用了不到10分钟。
刘卫高和仇和的关系从宿迁开始就广为人知。
“刘半城”稳赚不赔的买卖
以前，江苏省宿迁市的街头，曾奔驰着两辆相同牌照的轿车：苏N00000。一个牌照曾属于市委书记，另一个黑色的外商专用牌照，则属于刘卫高。
如今，刘卫高在宿迁的房产项目囊括了小区、商场、写字楼、娱乐设施等，几乎占据了宿迁新城的半壁江山。刘卫高因此被戏称为“刘半城”。
在宿迁，刘卫高的政治资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仇和。
2003年，刘在宿迁投资两百万建立了芬那丝袜业有限公司。宿迁本地企业家王明（化名）回忆，袜厂建立后，刘卫高充分展现了“社交本领”，利用投资商身份在宿迁官场四处活动，有段时间宿迁市政府赠送外地官员和客商的礼物，很多都是“芬那丝”的袜子。
王明回忆，刘卫高与仇和的结缘，源于宿迁市政府的一次义乌考察。仇和对义乌的商贸模式一直有兴趣，考察期间刘卫高组织接待、参观，赢得了与仇和交流的机会。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刘卫高做了很多功课，揣摩了仇和的心思，以了解仇和的招商引资思路。
此时，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刚刚布入正轨。 2002年，仇和把在沭阳开展的全民招商模式带到宿迁，要求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
当时负责招商的一名官员回忆，刘卫高带来的两百万项目，已经属于宿迁所能引来的“大项目”了，因此，当刘卫高向仇和介绍义乌小商品城模式后，仇和决定，将义乌小商品城的模式复制到宿迁。这一决策的执行者，自然就是刘卫高。
宿迁城区始建于1997年的一个批发市场成了试验田，但在拆迁中，刘卫高提出，原址重建规模无法扩展。后来，市政府为刘卫高另批了一块地方，由刘卫高投资26亿。2005年8月1日，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破土动工。
在其他企业家看来，这个项目几乎是仇和送给刘卫高“稳赚不赔”的买卖。在旧市场被拆掉后，老的商户只能选择购买新商贸城的商铺，而老批发市场的地块，还可以接手继续开发。
同样是开发商的王明估计，仅此一个项目，刘卫高至少净赚了七八亿元，自此一跃成为宿迁名气最大的商人。
王明回忆，刘平时很少与本地企业家打交道，每次见到刘，他都跟在时任仇和秘书的谢新松后面；另一位开发商称，刘卫高当时在宿迁的拿地等行为，都是通过谢进行。
昆明的江浙企业大潮
刚到昆明，仇和提出“全城改造城中村”，要在5年内重建三百多个城中村。改造方法，正是他在宿迁的“义乌商贸城”模式。
刘卫高正是看准了仇和提出的“以大项目带动城中村改造”，才从宿迁“追随”，以“复制宿迁义乌商贸城”的名义进驻昆明。
仇和入滇半年之后，2008年5月，刘卫高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官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和房屋拆迁工程等。
此时，宿迁官场已有人不解，“仇书记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带他过去？”
昆明市一位官员透露，在刘卫高接盘螺蛳湾项目之前，老螺蛳湾地块是被分散的昆明本地企业买走的，但分散经营，不合仇和的开发理念，因此，该地块又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归了竞拍，被刘卫高整块拍走。
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称，仇和一直看不上本地开发商，云南本地的企业资金分散，长期习惯“窝里斗”，而江浙商人资本雄厚，能符合仇和的要求，这是仇和选择江浙商人的客观原因。
刘卫高则迅速融资，接盘这一大项目。资料显示，2008年9月28日，云南中豪的首个大项目—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开工。它成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约580亿元，主体商城板块总占地5705亩。
2011年，刘卫高组织了25个财团出资320亿投资了新螺蛳湾项目。看起来，这是刘卫高与仇和在昆明又一次宏伟的“造城”规划。
但实际上，此时的刘卫高无法满足仇和“大项目”的要求。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刘卫高的项目基本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而这或许就是刘卫高与仇和被调查的导火索。
新螺蛳湾项目投资之前，刘卫高的资本实际上已经挥师江苏，在宿迁开始了“运河文化城”项目的投资。
2010年，刘卫高投资的占地11平方公里的运河文化城启动，包括若干商品住宅小区、会展中心等二十余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被视为“中国最大的运河主题大盘”。
宿迁市政府内部人士透露，为了获得体量巨大的土地，刘卫高承接下了附近公路、桥梁和学校等公共工程的建设。
因此，一年之后在昆明接下320亿项目的刘卫高，实质上已经资金吃紧。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为解决资金问题，仇和曾帮助刘卫高筹措资金。随后，刘卫高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带走调查。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发通告，向25家房地产企业追缴土地价款。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
除了刘卫高，仇和执政的四年，几乎是江浙企业大规模进驻昆明的时期。
多位出租车司机回忆，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他曾要求一年内实现种树80万株“视觉补差”，“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昆明《都市时报》2011年11月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
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曾被评为“花木之乡”。
宿迁一名开发商透露，仇和到昆明后，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沭阳引进，业务往来最多的是沭阳苏北花卉有限公司，其董事长为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党委书记李生，“仇和在沭阳做书记时两人就认识”。
昨日下午，李生在电话中承认，这几年给昆明“做过几个项目，按照设计要求提供苗木”，但他未透露项目细节。
走“上层路线”的地产项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业势薄，不能满足仇和城市规划的客观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质疑。
但项目进入后，却常有“上层授权”的违规行为出现，在昆明官场，引发了不少质疑。
昆明政府部门一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每天做事都是要进纪委的节奏”。
2011年10月，仇和离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江苏南通的涌鑫集团在昆明呈贡新区投资建设的昆明涌鑫中心项目正式签约，《云南日报》当时的报道称，该项目占地225亩，概算总投资35亿元。
该人士称，该项目土地在正式竞拍前，涌鑫集团曾经找到市政府，要求地价控制在200万（每亩）左右。而依据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环以内土地底价500万元一亩，一环至二环间400万元一亩，以此类推）基准地价制度，该项目邻近的土地竞拍价约为700万一亩。
“他们的出价低出市场价太多。”土地规划部门人员向上再三争取，最终，涌鑫集团答应提价至300万（每亩）。此后，市政府就此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300万。
“我们违逆不了上面的红头文件。”该人士说，该项目是仇和授意实施，并且，这是仇和离任市委书记前“指示”在呈贡新区的最后一个项目。
最终在土地竞拍中，涌鑫集团如愿以300万每亩的价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团副总裁邓习汇证实，该项目当时拿地的价格是300万一亩。但他强调，“（外界说我们）低价拿地不存在，我们都是走正规的招拍挂程序。”
邓习汇说，涌鑫集团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粮食局对口招商时被引进的，这也是他和仇和相识的原因。但他说自己和仇和并无私交，“我们之间都是公事公办，虽然相互认识，那仅仅因为我们是江苏的开发商，他也是江苏出来的。”
在仇和任上，还曾经发生轰动一时的“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不具备商品房预售及收取购房款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永胜村“城中村”改造为名，假借“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项目名义，以每平方米售价比周边楼盘低2000元的诱惑，吸引了2000多个市民和40余家单位抢购，诈骗金额高达近3亿元。
这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为“请文荣、云波、陈勇同志立即会处答复”。
此后，昆明市城改办在接官渡区请示研究后，以昆城改办〔2010〕15号文明确答复此项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规划和改造，不同意立项开发。但涉案人员故意歪曲和扩散批示内容，以复印处理手段模糊“会处答复”四个字，向公众隐瞒“最终答复不同意开发”的决定，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有政府内部人士称，该案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仇和此前在土地问题上的违规争议也被发现。
仇和旋风过后
石鹏飞是第一个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学者。他对仇和层满怀期待，希望仇和能弥补云南与发达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疗法”为昆明带来了二环路和地铁，出租车司机也评价，“如果没有仇和，今天的昆明会彻底堵死”。
早在仇和来之前，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迁”。因强拆而引发风波的宏仁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明也承认，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有问题”。
昆明市一位官员的评价是，“仇书记对于程序和法规没有概念，对是否越界也没有概念，政府部门几乎经常以违规的方法在做事”。
这名官员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仇和曾带着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仇和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们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左右的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这名官员说，能否接受开发商的钱是原则问题，但似乎仇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这个过程就没问题，所以，他才会在众人眼皮底下接过钱。
一位政府部门人士有一次随同仇和视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发现有一块地正准备开发，随即指示，“这一块地要给我改成绿地”。
其时，该地块已经拍卖给了当地某知名企业进行开发，土地证已经下发，招商也已开始。但随从人员无人指出并反对。
仇和转身对着一位市领导说，“你怎么看？”这位市领导只能接话，“我只有一句话，按仇书记的指示办！”
不止一名官员总结，仇和的强势改革很多都是违规推动，而如今，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仇和那种违规改革的做法早已经过时了。“仇和旋风”，为昆明留下成绩，但也带来了对法治和程序的伤害。
离开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马后，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为当年“仇和新政”的争议下了新的结论，“以人治推动法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动民主，实际上就是不民主”。
之六、云南副书记仇和被查 与其关系密切商人正接受调查
中纪委网站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与他在公众场合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形成鲜明对比。3天前，两会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仇和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
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
从江苏宿迁市起步，到云南高原执政，仇和被称为“最富争议市委书记”，也成为“另类官员”的代表。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舆论两极分化，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学者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
但质疑者认为，仇和“任性”的背后，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一名宿迁官员昨日表示，“我们早预感到他要出事，但没想到会在这一天”。
最后的沉默
就在仇和被宣布接受调查的当天，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云南日报的头版。
另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是在2014年底云南省委常委的年度民主生活会上。仇和对个人工作公开反思：“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
这种反思与仇和惯有的形象不符。他在公众面前的标签最常见的就是“要拼了命的干”，铁腕和实干。
之前，仇和已经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很久。这四年间，云南官场屡次传出仇和被举报甚至是被调查，或者是被外迁的消息，最终都不了了之。
这似乎也是仇和的一种风格。他在江苏省副省长的任上，回答媒体对他低调的质疑时，他说过，当一方主官是一种风格，当执行者是另外一种风格。
尽管没有以前高调，但仇和在云南所留下的深刻影响却并未消退。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市委书记。“改革官员”在昆明的履新措施，占据了各大报纸版面。
“仇和新政”是一整套有关城市的系列改革，包括了整顿吏治、滇池水系治理、城市绿化、强力拆迁改造城中村和超常规的招商引资等。整顿吏治和水治理，给仇和带来了民间声望，但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城市绿化和招商引资，也给仇和带来很大争议。
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省委书记将人文与自然环境提到空前重要位置。
不少昆明官员认为，这次批评直接指向了仇和，这是仇和仕途失利的前兆。从2008年到2011年，仇和在昆明迅速启动了大量城市建设，其中惹来民怨最大的，就是强力拆迁城中村。
“一意孤行”的书记
杨维骏对仇和的落马并不意外。
杨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因长期实名举报云南官场腐败问题而闻名。在这位93岁的老人眼里，“春城”昆明一度变身“拆城”。
杨维骏回忆，2007年仇和“空降”昆明时，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这位明星官员怀有期待。希望这位“在江苏这种发达省份历练过的新任市委书记能够重视和解决昆明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设一个新昆明”。
杨维骏说，上任后不久，仇和曾亲自到家中探望他，征询他对市委市政府及仇和本人工作的意见。同行官员告诉杨维骏，“我们仇书记最爱听取不同意见”。仇和当即表示，愿意邀请四位专家同杨老共同讨论滇池治理问题。
但这次会面，至今没有下文。杨维骏曾多次跑到市委打听，但工作人员均告知“仇书记比较忙，再等等。”
杨维骏曾试图通过正常途径建言献策，指出仇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民主决策、不考虑昆明实际、贪功冒进的问题。2011年，经过实地调研，杨维骏通过昆明市委提交了一份题为《对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提交后迟迟没有音讯，老人后来选择在网上公布这份意见，但是两种途径均未得到仇和的回应。
“他之所以后来不见我，就因为我提的反对意见都是他预备实施的。”杨维骏分析。
之后，昆明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仇和的主政思路正是杨维骏所极力反对的毁乡造城模式。
“他这人一意孤行、听不进别人意见。”杨维骏说，他经常接到云南各地民众针对政府官员的举报。其中关于仇和的举报，均集中于强拆事件。
2008年，刚到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开始策划强力拆迁城中村，在内部讲话中，他描述拆迁的原因，“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
当年8月7日，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十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惹来非议。城中村改造，面临着“扩大化”的质疑。
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调研两个月，发现城中村改造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
2010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就曾有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一路同行的神秘商人
“像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得知仇和被调查，宿迁一名官员说了这句话。
这位官员透露，今年二月底，宿迁市委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证实，宿迁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正在接受调查，并因此请病假缺席了今年的全国两会。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仇和要倒霉了。”该官员称。
梳理仇和的执政路线，会发现这个浙江籍商人的商业版图，几乎是跟着仇和的仕途在扩展。
外界普遍揣测的导致其落马的“导火索”，也和刘卫高有关。
在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口号中，一直有一句话，“带来百万，带走千万。”这句话所说的，正是刘卫高。
刘卫高，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一名当时招商的官员回忆，2003年前后，刘卫高带着一百多万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正是此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
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
有知情人士透露，该商贸城项目，刘卫高拿了3000亩地，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实际占地面积不足千亩。
一名本地人士称，刘卫高在宿迁投资的项目包括游乐场、商场、写字楼和至少四个高档小区。宿迁市如今正在建设的新CBD项目，就是中豪集团的投资。“他一个人就盖了半个宿迁城”。
2005年是刘卫高商业版图崛起的一年。他所开的“苏N00000”牌照劳斯莱斯黑色轿车，在宿迁一度无人不知。但在仇和主政昆明后，这辆车却在宿迁消失。
刘卫高追随仇和来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引发集体抗议事件，但涉及上万摊位的旧螺蛳湾，仍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
2011年，总投资约320亿元的“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在昆明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该项目开发商为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该项目疑点重重。2008年9月23日下午，项目土地拍卖会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整个过程只持续了5分钟左右。
2011年的新螺蛳湾项目，中豪集团号称由25名股东组成的财团出资320亿，但媒体调查发现，中豪集团注册资金10个亿，登记自然人只有15个人。
刘卫高的中豪集团复制了在宿迁“造城”的模式。今年二月，刘卫高投资的宿迁市房产和商业项目已全部停工。
此前，昆明官场流传着仇和落马同刘卫高这些项目的关联。杨维骏说，新螺蛳湾建成后招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铺位都空置着，政府花大力气建设的各种新区，几乎都等同鬼城。
仇和最终在云南任上落马。这让人想起他初到云南。2007年12月28日，新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他到昆明的第一次大会上用“八无”感言的方式，来表达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声音】
“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2007年12月28日，新任昆明市委书记的仇和在他到昆明的第一次大会上用“八无”感言的方式，来表达反腐的决心和力度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胡涵 卢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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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再看“仇和现象”
读罢《法学》2006年第11期郭延军的《地方“一把手”应认真看待公民宪法权利——评秦中飞编发短信被拘案的起落》一文，心中不禁引起共鸣，深感“一把手”对于地方法治与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可时隔不久，笔者又看到类似问题的探讨，但观点与立场却与郭延军的文章大相径庭。2007年1月7日的《法制日报》用了整整两个版面（第7版、第8版）专题探讨了一个人物、一个现象，那就是“仇和”和“仇和现象”。一份全国级别最高的法制类报纸用如此大的篇幅探讨这么一个问题，足见该报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两个版面的文字总体上还是肯定“仇和现象”的，例如：第7版的大标题是“‘仇和现象’启示录”，三个子标题分别是：“由‘潜’到‘显’仇和成为政绩规则标本”，“铁腕，执政者能力建设的生动诠释”，“异乎寻常的决策能力”；第8版的大标题是“仇和：在法律与政策之间舞蹈”，三个子标题分别是：“他是‘仇’吉诃德吗？”，“善于把握政策的红线”，“不从根本上突破法律底线”。尤其是将仇和描述为“善于在政策与法律间长舒广袖、翩跹舞蹈的行家”的主题语更是让人难以接受。笔者认为，根据该报所列举的八个事例，仇和的许多行为明显违法，而不是所谓的在法律与政策之间舞蹈的行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做些分析。
1．关于“勒令5000干部做‘清洁工’”一事。仇和上任沭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于是，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有其法定职责范围，如果说仇和通过沭阳县党委发出为全县环境卫生学雷锋做好事的号召，那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是靠个人命令去让5000多名干部搞清洁，则超出了县委书记的权限，县委书记无权强迫所属下级干部从事体力劳动，公务员也没有去当“清洁工”的义务，这不属于公务员的法定职责范围。其实，这只不过反映出仇和的家长式的管理作风而已，完全不符合法治原则对公权力的基本要求，即权力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宪法》第5条第4款、第5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其中就包含了权力法定原则。
2．关于“让违法者亮相电视台”一事。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虽然这些人犯了法，但县委书记怎么能让违法者上电视亮相呢？这是典型的侵犯公民人格尊严的事件。
3．关于“‘惨烈的’旧城改造”一事。这里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即谁有权参与拆迁？检察院可以拆迁吗？一般而言，这显然与检察院的职责相违背。公、检、法、居委会能一起参与拆迁吗？显然不可以，检察院、法院分别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公安机关属于行政机关、居委会属于自治组织，它们一起拆迁显然违反了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
4．关于“开会迟到罚款”一事。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这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3条之规定，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沭阳县、宿迁市的人大和政府都无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即没有处罚设定权，党委或党的纪委也无权行使罚款权。
5．关于“发布‘限桌令’”一事。在仇和的多次干预下，宿迁市出台“限桌令”。要求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婚丧酒席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多名党员干部因违反被撤职、处分、罚款。这是公权力超越法定范围，介入公民私生活领域的严重违法行为。婚丧酒席是私事而不是公事，可以提倡节约而不能采取撤职、处分、罚款的方式。只要公民没有公款私用，公民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自己货币的自由，这三种处罚方式显然毫无法律依据。另外，这也违反平等原则，为什么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酒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为什么不能都限制为5桌或8桌？其实桌子的大小还不一样呢！操作起来也不大可能。
6．关于“强行集资修路”一事。仇和在沭阳县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看不出这里有什么样的征收老百姓工资的合法程序，应当属于乱收费、乱摊派行为，侵犯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7．关于“‘霸道’招商”一事。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市场与政府、金钱与权力间的相对隔离关系，干部离岗招商显然违反公务员职责，对“一把手”的免4职也是违反《公务员法》的。仇和是否也要给自己定个招商引资的标准？达不到标准是否也要辞职？
8．关于“国有单位‘一卖到底’”一事。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一个县委书记何以有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县委书记就可以代表国家处置国有资产吗？按照《立法法》第8条第8项的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国企的“以卖为主”、医院的拍卖、学校的出售涉及《立法法》此项规定中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主要是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国企、医院、学校均属于国有资产，将这类资产私有化完全超出了一个市委书记的职权范围、超出了一个县级市的权力范围，这些属于国家立法才能决定的财产制度问题，国务院都无权决定。其实这不仅涉及《立法法》的问题，而且还涉及触犯国家有关国企、学校和医院的相关法律所确立的企事业单位财产制度，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综上所述，有人认为仇和的成功之处在于“不从根本上突破法律底线”的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通过笔者对上述事例的法律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仇和的这些重大举措基本上都是违法的，是超越权限的，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平等权、国家立法权、公民人格尊严等等，从根本上突破了法律底线。仇和根本不是如《法制日报》所说的“善于在政策与法律间长舒广袖、翩跹舞蹈的行家”。
尽管许多人都在使用“仇和现象”、“仇和时代”等字眼，但笔者还是觉得充其量可以称为“仇和现象”，算不上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难道我们需要的是仇和这样的凭借所谓铁腕或专制独裁来进行管理的官员吗？笔者在此毫无诋毁仇和的意思，只是针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法治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对于公权力而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做，对于公民而言是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官员的权力运作必须符合这一法治原则，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无庸置疑，仇和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好的，甚至结果也可能真的是好的，但却不符合法治的底线要求。法治要求的是整个过程、所有过程的合法性。
“仇和现象”的另一个代价是其政绩是建立在侵犯公民或干部的法定权利基础之上的，甚至以侵犯人权为代价（例如，专门在电视上为违法者开辟一个亮相的栏目）。黑龙江省绥化地区的马德案，马德已经成为绥化地区“乌纱帽”的批发商。湖南嘉禾拆迁案中的县领导曾提出“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何等霸气！地方的“一把手”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在地方上一手遮天，中央的监督也鞭长莫及，什么法治、人权，我“一把手”说了算。秦中飞冤案不是也印证了这一点吗？正如郭延军在《地方“一把手”应认真看待公民宪法权利》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各市（主要指县级市和一般的设区的市）、县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事实上可以在本地统驭一切，权力过于集中。由于地方党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可以左右本地所有党的和各个地方国家机关的行为，这就为他们在认为必要时不受阻碍地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提供了制度条件。一旦他们出于私利或其他考虑不能自觉守法遵纪时，其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通常很难受到制约。秦中飞案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仇和与秦中飞案件的县委书记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其中的共性主要在于这两个地方的“一把手”都缺乏法治观念，都对公民的宪法权利造成了侵犯；特殊性在于仇和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善良的，而秦中飞案件中的县委书记的行为自始就可能动机不纯。
我们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要求，“仇和现象”中的种种做法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我们国家提出了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依法执政的要求，“仇和现象”不是高水平执政能力的体现，而是应当被摈弃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家长制。法治对官员，尤其是对“一把手”的官员来说，应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通俗地说，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官员都是法律专家，只是要求他们在施政过程中不要违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官员的底线要求，较高的要求应当是官员主动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而不是从消极的方面只要求不违法就够了。仇和现象、秦中飞案、嘉禾拆迁案中的县领导等一批地方“一把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轻则法治观念淡薄，重则侵犯人权，总体上与法治的要求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的。
“侵犯公民权利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乱源。”社会和谐要求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具体说来，官员应当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公民尊重和拥护官员。如果官员法治观念淡薄，那就会存在公民权利受到公权力侵害的潜在危险性，如果果真发生公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那么，社会就不和谐了。现在许多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有的地方“一把手”滥用权力，欺压百姓，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占有农民土地等，商人获得了超额利润，官员获得了GDP和政绩，但普通的公民却失去了权利和利益。
促使笔者写作此文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许多报章杂志认为仇和是“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其中还不乏赞美之词。有什么可争议的，仇和的所作所为大都是违背法治的，还有什么理由去争论，如果连这一点我们都不清楚，那就会有更多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继续效仿仇和，那法治将不复存在，公民的宪法权利将可能面临着灾难。
也许当地老百姓并不认为法治对他们多么重要，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将这一现象断定为破坏法治的现象；也许有人认为，仇和的行为方式可以带来效率，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思考长久的效率比一时的效率哪个更重要，长久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不能以破坏法治来换取效率，破坏法治容易，建立法治却非常艰难。人是靠不住的，法治是靠得住的，法治可以使好人干好事，可以使坏人干不成坏事。
2007年1月7日的《法制日报》中的一句话特别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即“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说：‘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这不禁使人想起二战以来的宪政史的一个特点就是各国宪法都试图避免性格极端、人格偏执的人担当国家领导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希特勒这样的暴君。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现时代，一定不可以推崇和宣扬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威风”和因此形成的“政绩”。须知，这些“政绩”是有关官员个人的，但它毁坏法治和社会和谐的惨重代价却已经或迟早要由党和人民来承担。而且，媒体不以批评的态度而以推崇的口吻谈论这些涉嫌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党政官员来说是一种误导，对于有关当事人将来的发展也会有害无益。■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法学》杂志2007年第2期，题目为推荐人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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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仇和任性决策引发争议评价 曾靠言论博取清新形象
就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两个小时后，中央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发布前，仇和正在北京参加“两会”，并跟随云南代表团参加了各项报告的审议。
任性决策引发争议评价
作为“明星官员”“个性官员”，仇和的一言一行向来备受外界关注。
他的仕途起于宿迁。9年间，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为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在其任内，推行医改、教改全面私有化，要求公职人员离岗经商，一时间。宿迁城乡面貌有了大幅改善，但社会矛盾丛生，仇和由此得名“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媒体针对宿迁的“叛逆式”改革进行了多次曝光，但并未影响到他的晋升。2006年，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一年后调任云南，担任昆明市委书记。
比起在宿迁的个性十足，仇和在昆明显得愈发“霸道”。他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更有著名的“瞌睡门”，在一次招商工作会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在会上打了瞌睡，被仇和毫不客气地“揪”出来，之后该人辞职。
在云南任职时期，仇和沿袭了过往的改革措施，疯狂进行城市拆迁，出售公立医院和学校，遭致体制内外的众多批评。
坊间称其为“仇卖光”，甚至有市民在政府前打出“枪毙仇和”的横幅。对此，仇和不以为然，他在昆明市人大会上说：“绝对不能少数服从多数。”
然而，更大的危机来自于同僚不信任。曾与其在昆明搭班子的张祖林说，“我们的有些拆迁工作是有愧于老百姓的。”2013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罕见地对昆明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六点反思，更称有的干部“在管理途径上重人治轻法治”，这被视为仇和当政以来遭遇的最大麻烦。
不过，这些评价并未影响部分人对仇和的好感。有人认为，仇和的强硬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衙门作风”，也改善了市容市貌。
任性言论博取清新形象
从县领导到省部级大员，一路走来，仇和屡屡在公开场合对问题官员“撂狠话”，阐述其政绩观，把自己标榜成清新、实干的形象，频频博得舆论掌声，还有人将其名言集纳成“仇和语录”。
在这些名言中，仇和说道，“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他鼓励干部“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他还说，“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如此高调的言论，让人很难把他与腐败联系起来，外界更愿意相信其是一个专注改革的实干家。这也难怪在其“落马”消息公布后，网络评论也普遍是“意外”“突然”。
但冷静思考后，我们不难发现，像仇和这样，依赖铁腕强权落实长官意志，以破坏民主法治的方式推行改革进程，久而久之，“出事”或将成为必然。正所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在“两会”闭幕当天即宣布参会者落马，证明组织调查已经证据确凿。
比起普通干部，仇和式的“明星官员”上演角色反转，给人造成的心理冲击无疑更大，动摇公众对于组织的信任，甚至对公职人员群体产生大面积的质疑。
仇和“落马”，无疑给党和政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是一个契机，给所有信奉“个人魅力”的人好好上了一课：不论主政者形象再好，能力再强，反腐倡廉永远不能靠自觉，对于领导干部每一个决策部署，是否民主、是否科学、是否合法，都要有制度的刚性约束。
仇和曾说，“腐败我看有三种：第一种是贪污，第二种是决策失误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种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按年龄大小、皱纹多少、胡子长短排队等提拔，失去机遇，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后两种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
不知道，如今“严重违纪违法”的仇和，涉及的又是哪一种腐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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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八、仇和经典语言
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接受组织调查。
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再到云南省委副书记，其经历一直广受关注，而他在各地主政期间也留下了许多铁腕霸道的语录。
仇和宿迁主政时期
“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
“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我追求的是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组织认定。”
仇和在任江苏省副省长期间
“我会有累不垮的精神，耗不尽的精力，干不厌的激情，折不挠的毅力，不来则已，一来就扎根。”
“大家要认真学习，尽快就业，只要做到家家能生产，户户能经营，人人有事干，个个有钱赚，社会肯定稳定了。”
“老百姓可不管什么COD，他们只知道污染物总量在增加、水质在变坏，水不安全了，他们当然要骂娘。”
“地球是一个村庄，你我都是老乡；国家是一个家园，你我都是成员。”2007年6月5日，第36个世界环境日上，仇和曾即席发言
仇和云南履新期间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清正是为官之德，廉洁是民心所向。”仇和语重心长地说：“作为‘班长’，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凡是要求大家做到的，我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大家不做的，我自已带头不做。”
“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
“从现在开始，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市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想得到的不一定办到，但想不到的永远办不到，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压力就是动力，要多换思想少换人，但不换思想就换人。阻力不是来自百姓，而是来自领导干部。”
“不怕困难多，就怕精神滑坡，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之处，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
“人人有事干，人人有钱赚，社会就稳定了。你们要对上负责，对上负责就是对百姓负责。”
“公务员在面对老百姓时，要多讲良心、感情、道德、伦理，老百姓才容易接受。所以，在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我讲公务员要多到农村走走看看，下去看看贫困户，回来参加几次追悼会，就什么都想通了。”
“昆明不能变成困难的“困”、人民的“民”，交通拥堵就成了“困民”。”
“记者是没有恶意的，新闻媒体也是没有恶意的”。2007年12月29日，仇和书记来到昆明市新闻中心，他说自己其实不擅长和媒体打交道
“总觉得自己是副手、是配角，在攻坚克难上主动性不够高，存在要我干与我要干的矛盾。”2015年2月，云南省委常委班子年度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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