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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言：对仇和，一直很欣赏、很尊敬、很佩服、很支持。中国的发展多么需要奋不顾身的改革家啊。但是，仇和竟然也贪腐，其所谓的锐意改革，终极目的是将大把钞票铛铛装入他的口袋。我感到很伤心，很绝望。连仇和都不可信了，我们还能够相信谁？还有多少人大公无私地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在奋斗呢？希望这组文章能够擦亮大家的眼睛，让贪官无处遁形，让正气始终弘扬。）
之一、仇和其人
仇和，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人，曾因推行激烈改革而被称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被视为中国个性改革官员的代表。
1996年起，仇和在江苏宿迁先后任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06年担任江苏省副省长，2007年底，调任昆明市委书记，2011年底，担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宣布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3月26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仇和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以上资料来自网络）
之二、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此文来自《南方周末》2004年2月5日第1043期）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的短短时间内，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
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
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圆脸大耳、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手心温暖，笑容亲切。
但他第二天往主席台上一坐时，面沉如铁，目光如鹰隼，台下噤若寒蝉。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模糊的评价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己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
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
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
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哦，你就在这长大的。”几年前的一幕，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
“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时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治民之术“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的道理，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与仇和面对面
记者：这些年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作为一个改革者，作为一个官员，您面对的是些什么障碍？
仇和：首先面对的是人的障碍。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改革者，但改革者应当是领导者。因为首先要拥有权力，才能进行改革。我体会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体制，也不是机制，而是来自领导者（广义的领导者）的障碍，这个障碍包括能力、思维、处事方式、方向感等各方面。
改革其实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是利益再调整、权力再分配。
而往往权力拥有者，首先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总是会舍不得，会不自觉地去维护，就成为了阻力。所以在我国，任何层次的领导都不用怨天尤人，环境还是很好的，只要你想改能改敢改，空间很大，我觉得现在要商讨的是，稳是稳不住的，守业即败业，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其实不改革才是犯罪。
记者：您在主政沭阳时，有不少措施都显得比较激进，但据我观察，到宿迁市后，您的施政措施明显温和了不少，当时您39岁，现在46岁，是与年龄有关，还是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经历有关？
仇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环境不同，决定了做法不同。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所以在沭阳时，是强力纠偏，矫枉要过正。这样做其实很累，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如果把我放在苏州、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我肯定不会这样干。
另外，我从县里来到市里后，工作方法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角色不同了。从管理上来说，1∶8的管理半径比较好，被管理者超过8，就容易向后看齐，因为在后面的人多；而小于8，就容易向前看齐。我在沭阳时，下面管辖38个乡镇，是1∶38，人口180多万人，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贴身紧逼的管理方式，所以我有意在各乡镇之间形成不平衡，每季度开现场会，搞评比，制造竞争局面。到了市里后，管辖的是4县1区，1∶5，这时就要以宏观管理为主了，干预过多反而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
记者：您曾经逼1／3干部招商引资，1／3干部离岗创业，在您的推动下，培养了上千个“官商”。为什么这样做？
仇和：首先是官员多了，汉朝时官民比例是1∶7000，唐朝时是1∶3000：，清朝是1∶91，建国时1∶600，现在则是1∶30，所以温家宝总理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要大力精简。宿迁1／3干部招商引资、1／3离岗创业，留下来的官员，仍然足以维持运转。
另外一个方面，在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很严重，人才也都集中在政府，怎么样把他们转移到工商领域去？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精英，不能把他们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所以用这种方式，将他们从政治岗位，转移到经济岗位，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官商一体，对市场环境造成伤害，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记者：您当时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争议很大，是出于什么思路？
仇和：中国怎样解决农村问题？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缩小农村才能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工商业发展滞后，使得土地无法流转走向农业专业化生产，劳“困兽效应”。
县域经济发展，县城的拉动力有限，“小马难拉大车”，所以必须改为“群马拉车”，关键就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抓手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核心是农民从业性质由一产向二、三产转化以及农民收入、消费方式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化。房子建在城镇就是生产资料，而建在乡下，就只是生活资料，因此把交通搞好只是流通，辅以小城镇和市场，才能截下物流。
另外当时推行小城镇建设，也是基建成本低，这个需要抓住机会。
我们国家往往是总结典型、然后推广，这种方式实际上很危险，一种经验在当地有效，是因为它结合当地的实际好，就像沭阳1997年－1999搞小城镇建设很成功，但后来全国一哄而上，却很多失败了。
记者：您在美国进修过，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了解甚多，但像“沉重的忏悔”这一措施，明显又是侵犯人权，对这一点您是怎么想的？
仇和：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为什么是宿迁为什么是仇和
改革逻辑
宿迁的激进变革，无疑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仇和的动机和逻辑在哪里？分析他的个人经历，或许能找到些答案。
仇和出生于江苏盐城滨海县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仇和考上江苏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并于1984年5月提拔为副处级，进入了官员队伍。
此后，仇和曾于1986年下派徐州丰县挂职锻炼2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而对他造成巨大影响的是1995年，他作为江苏省第一批高研班人员，赴美国进修，系统学习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回来时，他带了满满两大箱书。正是在这时，仇和产生了强烈的施政冲动。
回国后，他在被提拔为省科委副主任前夕，改派到新组建的宿迁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几个月后，他来到了沭阳。
沭阳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宿迁市委副书记谢波告诉记者，“陆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却又是最穷的县，人均指标与全省相比，有11项仅为省人均的10％，财政收支缺口达1亿多元。宿迁市状况也大体相似，2001年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比苏北五市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甚至赶不上西部十省区平均水平。在江苏省总体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宿迁的”落后“显得分外”刺眼“。
“富的富得冒油，穷的穷得冒汗，”宿迁市委宣传部长叶辉说，“谁愿意受穷呢？但如果还是亦步亦趋，拍马追都追不上。”
事实上，传统的两条发展道路，宿迁市和沭阳县均尝试过：一个是跑项目，但毫无优势的宿迁市，几年下来，没有争取到国家布点的一个大项目；另一条路是“扶贫”，从1993年开始，江苏省曾连续3年帮扶过沭阳等贫困县“强力发展”，但大量的钱物，都被投入亏损国企等无底洞，1996年，当地为制造政绩，竟占用3000万元企业技改资金，作为财政收入，放了个“假脱贫”的卫星。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渴望发展的沭阳，等来急欲施展身手的仇和，开始了超常规的改革。
仇和的个性，无疑在这场改革中举足轻重。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谈到了仇和倔强的个性。在他上任时，官员们曾编了一个顺口溜：“一年仇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仇和听到后说：“那4年求什么？我就非要呆4年。”
仇和说他甚至想过：“如果组织上将我免职，我也绝不回南京，就呆在这做生意，研究沭阳。”
他无疑是个极为自信的人，“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干，谁说也没用。”当本报记者问他，“这几年，你有没有做过一件失误的事？”他以沉默作答。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仇和的急切，而通过他手中的权力，这种急，在下属的贯彻过程中，有时演变为狂飙猛进，有时蜕变为急躁。
在城区拆迁时，沭阳街头往往见到这样的标语：“大干30天封顶。”而在推行小城镇建设时，每个乡镇都领有任务指标，以致有的乡镇因完不成任务，干脆强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子，逼其重建。
仇和曾经分析自已，“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
但他同时又说，“往往过程中容易争议，不如让结果早点出来，这样就有了说服力。”
民主尝试
赴美进修的半年，看来对仇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自从回国后，即使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
宿迁召开的所有大会，规定必须电视现场直播，“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有知情权，也便于大家监督。”
1997年，沭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对此作出长篇批示。现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
在他担任市委书记后，他在宿豫县推行干部“公推竞选”，此举同样在全国首开先河，胡锦涛再次批示。
“公示制解决的是知情权，公推竞选解决参与权、监督权。”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目标，并且一步步在推进。仇和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对干部的施政过程实施监督”，他无疑感到了以个人来监督一个官员集团的劳累。
中组部调查组前来宿迁调研时，一位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此话让仇和感慨，“看到了高层的开明。”
“建设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民主才能民安，民安才能得民心。”这是仇和的观点，但他现在他无疑又在反方向操作，先凝聚民心，实现民安，再建设民主。“这是我的矛盾之处。”仇和承认。
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改革者，他说，“我只是改良”。
得与失
仇和曾这样自我描述：“穿着裤子夹着尾巴，穿着钉鞋拄着拐杖，拎着乌纱戴着眼镜干工作。”
1998年8月22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沭阳县后，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位王姓的科级官员，甚至录下了这个节目，在临街的窗口反复播放。
此事后来使沭阳的工业园建设搁浅，但也使默默无闻的仇和，从此声名大噪。在宿迁市委的保护下，仇和最终并未被免职。
仇和后来对此有了一句名言，“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改革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仇和说，“做10件事，有一件错了，9件事上头不一定全了解，而错事肯定知道，因为有人会去上访，会去传播。”他将此比喻为“阴暗面的放大效应”。
从本报记者的统计来看，外界对宿迁的重磅舆论监督，几乎一年一个，但奇怪的是，屡屡被曝光的仇和，却不仅不倒，反而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足可称为“危机公关”的典范。
2000年12月28日，仇和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8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再次提拔。
仇和主政沭阳4年零20天，到2001年，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7倍、财政收入增长2.25倍，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分别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长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
在离开沭阳时，仇和在全县干部会上说，“我们四年不懈的努力、流淌的汗水、付出的辛劳，在得到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终于得到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认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安慰的呢？”（编辑：郭琼丽）
之三、铁腕仇和 为政有道
（此文来自2011年12月12日14:56 《环球人物杂志》）
“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12月3日，刚刚升任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发表离任感言时如此表述自己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的心境。
被称为“官场另类”的仇和，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处在争议的漩涡中，但又一路升迁：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到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再到云南省委副书记，其经历一直广受关注。
一位网友在“仇和升迁感言”中写道：“一直很关心仇和现象，对他的认识也是一波三折。最早看到的是其‘霸道’的执政风格，当时认为，如果有太多这样的官员，中国就无从谈民主法制了。但后来发现，他给执政地带来的变化和发展是惊人的，也是令人信服的。关键是老百姓对他拥戴的呼声也很高……”
那么，一个真实的仇和究竟什么样？他从小到大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仇和现象”又该如何解读？
1、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他像“鲶鱼”激活了一潭春水
昆明打上“仇和烙印”
本刊记者 许陈静
12月3日傍晚，飞机降落昆明巫家坝国际机场。这里距市中心只有6公里，是全国民用机场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乘出租车刚出机场，就闯入下班的车流中。经过一连串漂亮的二环线高架桥，车行如飞。正想赞叹昆明“治堵”效果明显，谁料下了二环，立即陷入拥堵的汪洋大海，每条主干道的3/4，都被蓝色施工围栏圈去了。
“在修地铁，6条一起修。”出租车司机说，“仇和书记说昆明的交通需要‘休克疗法’，再忍忍，等修好地铁，就彻底不堵了。”看车窗外，虽然堵，秩序却很好。不时能看到冒雨巡逻的警察，每隔一段，路边就有一个简陋的白色治安棚。“这也是仇和干的，把警察全‘赶’上街，派出所只准留3个人值班，昆明的治安好多了。”到目的地，一开车门，就感觉尘土直往鼻孔里钻。来接的人笑着解释：“附近在拆一个城中村，浮尘比较多，昆明已经拆了很多这样的地方了。”
治堵、治官、治城中村。踏进昆明才半个小时，记者就迎面撞上仇和留给昆明的“三大烙印”。
迎送仇和，都有那个故事
此时此刻，仇和正在跟这个城市说“再见”——19时35分，《昆明新闻》播出当天下午“昆明市干部大会”的实况，643万昆明市民听到了仇和的告别演说：“4年来，昆明这座城市给了我阳光、雨露和养分。我愿意作春城大地上的一棵树，为这座城市增色添彩，与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植根在这座城市，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梦也会在这座城市……我衷心地感谢昆明人民！我深深地热爱昆明这片土地！我真诚地祝愿昆明的明天更美好！”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思远，坐在客厅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思考仇和的每一句话。他手边堆满了报纸、杂志、会议记录和文献资料，仇和在昆明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他收集起来。熊教授告诉记者：“我很舍不得仇和卸任，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学者，都希望他能以省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还在江苏的时候，我就很关注他。2007年12月初，昆明市政协召开两会的预备会。会议间隙，一位市领导压低声音，跟我们这组透口风说：‘仇和要来昆明当市委书记了。’我心里一跳，赶紧抓住他问：‘仇和？是那个仇和吗？’他说：‘还能有哪个仇和？就是他！’啊呀，我们这组很振奋，仇和来昆明，好事啊！昆明这么多年发展不起来，在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长期倒数第一，我们盼一个敢闯敢干的‘一把手’，盼了多少年啊！”
消息很快在昆明市的干部中传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级干部告诉记者，从2007年12月中旬开始，机关里“人人都在谈仇和，天天上网搜仇和，个个能把仇和的辉煌史倒背如流”。12月28日，市里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往年这个日子，大家一门心思过元旦，开会能溜就溜。但这次，提前十分钟市委礼堂就坐满了，大家都瞪大眼睛看新来的‘当家人’是什么三头六臂。仇和一开口，一连串的排比句，口才惊人，气势磅礴，昆明哪见过这样的官员发言？马上就有人鼓掌。气氛之热烈，在昆明官场前所未有。”
但仇和说着说着，就让台下1000多名干部倒抽凉气了。“我仇和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仇和说，大家“要拼了命地干”，谁不干、干不好，就面临“最严厉的问责制度”。这位干部告诉记者：“散会时，我们是又兴奋又忐忑，一个同事偷偷问我：‘你说，最严厉的问责会有多严厉？’我答不上来，只觉得机关的舒服日子是到头了。”
4年后，当记者问这位干部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时，他沉默良久，叹口气：“这么说吧，以前像这样晚上11点钟你吵醒我，我肯定骂死你。现在，我都习惯了，11点还要看文件、看书、打电话安排明天的工作。”这句话虽答非所问，却让记者察觉出他“百感交集”的味道。“我今晚没睡，拿着仇和当年的‘就职演说’和今年的‘告别演说’，对比着看了好几遍，他来和走，都讲了一个故事，说非洲草原上，羚羊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狮子跑得快，不然会被吃掉；狮子每天一醒来，就知道一定要比跑得最慢的羚羊快，否则会被饿死。仇和说，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你都要比别人跑得快，才能生存下去，这是铁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昆明在省会城市里，是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仇和拿鞭子抽了4年，羚羊知道拼命跑了。但仇和为什么在离任时，还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呢？我想他是有深意的，因为羚羊跑得还不够快，更不能再慢下来。”
最受肯定的是“治吏”
昆明人对仇和的复杂感情，源于仇和一手推动的“新政”。
素有“铁嘴学者”之称的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石鹏飞，2008年首次提出“仇和新政”，这一概念此后被学术界和媒体广泛采用。在石鹏飞看来，“仇和新政”包括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措施：整顿吏治，打造班底；开展城市综合治理，滇池水系、交通拥堵、城市绿化得到全面整治；强力拆迁，推动城中村改造；招商引资，力促跨越式、压缩化、超常规发展……
问一千个昆明人，一千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在所有“新政”中，仇和做得最好的，是“铁腕治吏”。对仇和2008年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顿官场行动，昆明人至今津津乐道：1月28日，仇和要求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现场直播，让官员们开会再不敢走过场；1月31日，仇和主张面向全国公选后备干部，40名博士来到昆明挂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昆明本地官员再不敢懈怠；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全城抢购；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昆明官场的神经绷到了极点，在这种情况下，轰动全国的“瞌睡门”发生了。
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
据仇和身边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仇和没再追究，继续开会。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而且，会议通过电视台向全县播出。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但仇书记没再说什么，毕竟是县纪委的决定。我们倒是私下觉得，有这个‘下马威’也好，对其他官员是个严厉的警示。”
这些事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方：“昆明是一个温吞水、慢悠悠、与世无争的城市，官员作风当然就更加‘懒、庸、散’。仇和应用了管理学上著名的‘鲶鱼效应’，他像一条快速游动的‘鲶鱼’，冲进昆明这个昏昏欲睡的沙丁鱼池里，放了几把火，吓得所有沙丁鱼醒过来，变了个活法。”
多名公务员告诉记者，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环保局长，要求立刻解决；有一天，仇和试拨110报警电话，响了好长时间无人接听，他马上坐出租车到报警中心，发现值班人员在睡觉，他当场命令，以后警察不许“坐班”，全部“上街”……
有的官员向记者诉说：“最苦的时候，我真是不想干了，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背后没少骂仇和是‘酷吏’。有门路的想方设法往省机关调，仇和就管不着了。没门路的恨不得能辞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仇和新政”效果惊人的好。老百姓办事，“衙门好进了，脸色好看了”；企业办事，“手续简化了，效率提高了”。
直到临别，仇和才在“告别演说”中，对昆明官员首次露出温情：“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格、批评人较多而伤害一些同志的感情，造成个别同志的误解……今天，也借此机会，对因我个人主观原因，留给昆明的遗憾，带给同志们的不愉快，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弯腰向台下鞠躬。沉默几秒钟后，台下的掌声响起，有的官员眼里含满泪水。一位处级干部说：“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是意外，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释怀。”
治污、治堵、治绿，有褒有贬
除了“治吏”，仇和第二项得到昆明各界一致肯定的工作，是滇池水系综合治理。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昆明之所以成为‘春城’，就是因为有滇池这个天然的空调。”昆明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曾在市政府当过14年秘书，跟过几任市领导，后来发挥专长，半辈子扑到滇池治理上。而今已71岁的他，欣然承认“我就是仇和的‘粉丝’”。“滇池的污染，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就很严重了，为什么那么多年治理不好，仇和来了就见效？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干不干的问题。”
滇池治理，牵涉到昆明36条注入滇池的河流。36条河流，又牵涉到岸边数以百计的企业、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过去的思路，是把滇池治理当交易来做，想的是各方利益都能兼顾，结果久拖不决；仇和不同，他是把滇池治理当政绩来做，谁的利益都敢碰。”省环保厅一名官员说。
敢碰，还得有碰的招。“仇和的第一句话是‘滇池死，昆明亡；滇池清，昆明兴’，第二句话是‘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李国春这些滇池治理专家一听，“呀，有戏，仇和懂行，找对症结了”。轰轰烈烈的“河长制”就此出台，仇和亲自担任盘龙江的“河长”，市长任宝象河的“河长”，其他30多条河，也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局长们分任“河长”。
仇和让人在盘龙江桃源广场段的江边立了块告示牌，写上大大的4个字“河长：仇和”。他每个月至少巡一次河。下暴雨时，他一手打伞，一手拿着扩音器，招呼官员和专家一起下河检查。河道清淤时，他挽起裤腿，跳进臭气熏天的淤泥里，挥着铲子铲淤泥。如今，站在盘龙江边，已经闻不到臭味，也能看得到清水。江清了，滇池水质自然也明显好转了。
和治水相比，治堵则曲折得多，惹出的怨气也多。
昆明的交通拥堵，已是持续多年的老问题。修建二环缓解交通压力，也是早就有的方案，但迟迟不能推进。仇和来了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二环1年能不能修好？”在场的官员吓了一大跳，他们原先汇报的，是3年修完。仇和断然否决：“必须1年建成通车，长痛不如短痛。”
2008年10月，二环全面开工。昆明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遍地挖坑、尘土满天、噪音轰鸣，所有道路都因二环施工陷入令人绝望的拥堵中。“在这种情况下，二环施工变成了一场心理战，仇和对市民的承诺能不能兑现？他顶住了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不但做到了1年完工，而且试通车时间还有所提前。当二环修通后，交通拥堵大大缓解，所有怨气顿时消散，仇和赢得公信力和美誉度。”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感叹道。
但畅通的日子只过了半年，2010年，仇和决定修地铁，并且6条地铁线同时开工。昆明一片哗然。支持者认为，“二环经验”证明了“长痛不如短痛”是对的，干脆一口气把地铁修完。反对者认为，这是典型的贪多图快，“连北京、上海都不能同时修6条地铁。别的不说，仅仅是地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培训就跟不上，将来安全运营如何保证？”
也许，只有当治堵像治河一样，切切实实让老百姓看到好处，反对声才会自然消失。
到昆明不久，植物学专业出身的仇和，得知昆明一直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居然12年都没成功。他觉得匪夷所思。以昆明的植物多样性条件，还不能成为园林城市？他一声令下，1年，还是1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统统上街种树去。一位区园林局局长告诉记者：“我1年种的树，比过去16年都多。”
天天扛着铁锹上街种树，自然引起一些公务员不满，他们故意在人行道上乱挖坑，一个挨着一个，让行人无法走路。市民质疑，他们便说：“是仇和让我挖的。”一时间，市民怨声四起。庆幸的是，“春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这些“抢种”的树苗，很快成活并茁壮成长起来。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如今，走在树荫下，人们不得不承认：仇和做对了。
拆迁城中村备受争议
“仇和新政”中，最受争议的是城中村的改造。
在昆明市249平方公里的主城区，共有336个城中村，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近7万人。这种城中村高度密集的景象，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相当罕见。多年来，昆明官员私底下把城中村称为“天字号难题”、“最难啃的骨头”。 拆，这么多人，怎么安置？怎么赔偿？钱从哪里来？不拆，光整顿，这些几十年来盖起的“接吻楼”、“握手楼”，都是安全隐患，怎么办？还有人们固有的村民式生活习惯，如何改变？所以，有人说“如果谁想挨骂，那就捅一下城中村”。
仇和第一次走进城中村调研，就大吃一惊。“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葬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绝不是危言耸听！”他舍弃整顿为主的方案，选择拆迁改造，铁了心要捅“马蜂窝”。2008年2月27日，在官渡区佴家湾村，他宣布启动城中村改造工程。
尽管仇和承诺，为保证老百姓是城中村改造最大的受益者，政府不追求一点赢利，让企业微利，让村民拆一次富一截。但直到今天，已经改造的几十个城中村项目，仍是争议不断。最早一批改造的凤凰新村，如今成了现代化的SOHO俊园小区，村民成了居民，的确是个个喜气洋洋。但有些开发商，借改造城中村之名，向繁华地段的普通老旧小区扩大拆迁，激起居民反对。更严重的是，批评者认为，仇和的城中村改造，实际上把财力薄弱的昆明，绑架到了土地财政、举债经营的道路上来。而这，恰恰是如今在全国都遭到反思的一种发展模式。
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确实显得有点操之过急。但无论如何，其出发点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平安的、有尊严的生活，“不能说这项‘新政’不及格，我认为还是可以打70分的。”
“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复杂”
“政声人去后”。仇和离开江苏后，一本《政道——仇和十年》，评说了他在江苏的得失功过。现在，仇和卸任市委书记后，昆明人又该怎样评说他这4年呢？
昆明一位资深媒体人士告诉记者，这几天一直在想，中国评价一名官员，传统上不外乎勤政、明政、善政、廉政这几个词，仇和绝对担得起“勤政”和“明政”的美誉。“他白天到处跑，一线调研、现场办公。晚上回办公室开会、看文件。深夜回去，他还要看书，他这个人爱学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精力。你看他走路，市委门口几十级台阶，他几步就走上去了。记者跟他采访，得跑步前行。他才54岁，可眼袋那么深，头发全白了，是染黑的，这都是拼命工作累出来的。”
滇池研究会秘书长李国春也说：“政治清明，仇和当之无愧。用钱，他明明白白。县长、区长跟他汇报工作，休想跟他提一个钱字，你的项目，你自己去招商，不要指望市里批钱。用人，他明明白白，问责制度和公示制度，都是他一手搞起来的。政策，也是明明白白的，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我在市政府当了10多年秘书，深知一个人、一支队伍，能跟仇和这样的领导，可以多学会多少东西，多干多少实事啊！”
站在昆明之外看仇和，昆明4年，比起江苏10年，引发的争议已经少了很多。仇和还是那个仇和吗？他是否学会了妥协？熊思远教授认为：“仇和在昆明的很多措施，确实比在江苏稳，这说明他在成熟。他在江苏，做得多，说得也多；但在昆明，只做不说，高调做事，低调说话。还有一点，昆明文化是一种包容文化，在江苏，总有人告仇和的状；在昆明，从没有人跑去告状，所有争议都没有被激化。”
眼下，所有昆明人都在担心，仇和做得最好的整顿官员、治理滇池两件事，会不会随着他的离任出现倒退和反弹。熊思远说：“出现这种担心，的确说明他有人治的成分，没能实现‘靠人治推动法治’的目标。”
2011年12月4日一早，仇和那篇充满了对昆明依依之情和殷切希望的“告别演说”，登上了昆明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绝大部分媒体都把最大的赞美、最深的不舍送给了仇和。但个别媒体也登出不乏反思的报道，认为“昆明今后应注重休养生息”等。这两类报纸，都有很多市民购买、阅读。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普通市民，问对仇和离任有何感想。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类似的话：“仇和这样的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
熊思远教授对此总结说：“这说明昆明人对仇和的感情是复杂的。昆明老百姓这个群体，基本上都舍不得仇和，他们有千百年来最朴素的观念：你为民做事了，你就是好官。昆明学者、媒体和网民这个群体，可以一分为二，既有高度认可仇和的‘粉丝’，也有尖锐的批评者。昆明官员这个群体，则是两种心情并存，既松了口气，毕竟4年来提心吊胆怕问责，又暗暗不舍，到底这些年跟着仇和扎扎实实干出了事情，是有成就感的。”
2、老家人讲述仇和往事
爱读书的“刺儿头”
本刊记者 孙夏力
从江苏盐城市区到滨海县，要走60多公里。从滨海县城到五汛镇，要走30多公里。从五汛镇再到张圩(音同“围”)村，又要走10多公里。仇和人生的前20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五汛镇一家小吃店的老板在和记者交谈时说，仇和人缘特别好，这里“没有不认识他的”，接着又警惕地问：“你们是要写他好还是写他坏啊？写他坏可不行，我们这儿好不容易出一个名人，不能写坏了。”
“搞什么特殊化？！”
“仇”姓在全国很少见，但在盐城市却是个大姓，路上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一定有几个姓仇的同学或同事。从五汛镇开车到张圩村，路不难走。仇和家的老宅子还在那里，静悄悄地，已经无人居住，由邻居帮忙看管着。他们告诉记者，仇和的老母亲之前一直住在这里，仇和每年都会回来一次。直到去年，老太太才搬去盐城。
仇家的宅子与其他农家没什么区别，房屋坐北朝南，门前是一条小河。院门口有两只石狮子，门上还贴着春节时的对联。上联已经脱落，下联是“福门财旺聚九州”，横批“幸福之家”。走进院子，有东、西、北三栋房，以前母亲住在北屋，仇和则住在西厢。
村民们告诉记者一件事：过去村里一直是土路，直到前几年才铺成水泥路。仇和的家并不在村里的主干道上，按说是不应该给铺的。但想到仇和已经当了大官，村里就把他家到主干道的路也铺成了水泥的。后来仇和回家时看到了，还生气地问是谁的主意，“搞什么特殊化？！”
如今，在五汛镇仇和最近的亲人，是他的舅舅陈乃跃。老人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镇上一排低矮的平房里。记者来到时，他正弯着腰在院子里洗萝卜。老人家不会说普通话，还要请人“翻译”。记者请他谈仇和的往事，他多半是笑，说记忆力不行了，就断断续续说了一些。他最近一次见到仇和，是今年仇和的独子结婚，他去南京喝喜酒。
不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仇和1957年1月出生，家中排行老四，上面是三个姐姐，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据当地人回忆，“当时谁家要是有三四个孩子，肯定都饿得揭不开锅”，可仇和的父母却生了8个，可谓困难户中的困难户。”
饥饿、死亡、茅草房是仇和童年记忆里抹不去的底色。由于家里太穷，仇和小时候吃不到肉，使得他的饮食习惯几乎与肉绝缘。直到现在，他也很少吃肉。
仇和读书的机会，是牺牲了三个姐姐上学的机会换来的，因此他也特别珍惜。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镇上的五汛中学，在那里上了初中和高中。在五汛中学的校史陈列馆里，记者看到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板块，专门介绍优秀校友。第一张大照片就是仇和。
五汛中学位于镇中心，4层的白色教学楼建得相当气派，很难想象这是一所镇中学。学校建于1956年，2006年建校50周年时，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返校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做了将近30分钟的即兴演讲。
仇和1971年入该校，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在五汛中学的校史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十年浩劫中，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在教书育人的五汛中学校园里留下了累累创伤……在动荡曲折的‘文革’中，五汛中学人没有因此而消沉……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后来在社会各界成为杰出的人才：仇和等校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仇和高中时就读的高二(2)班班主任蔡宝培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当时的日子：“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更是个政治动乱的岁月。生活困难，甚至面临饥馑，而高校停课、停招，更让很多农村中学生感到‘读书无用’，前途无望。有的农村中学压根儿开不了学，即使有的开学了，上课犹如‘放羊’。”这样的风气没有影响到仇和，他似乎比别的同学更早地懂得了读书的重要性。
学校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退休的老教师们都说，仇和读书的积极性比别人都高，他还告诉也在五汛中学上学的弟弟和堂弟，一定要读书，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论’。”
仇和当时还担任班里的团支书，蔡宝培在文章里专门写了一段回忆他：“团支书仇和这个淳朴的农民儿子，他睿智、勤奋、上进、执着。他有火一般的激情和宽阔的胸怀。多难的工作，他都能创造性地完成，团员和同学心中的疙瘩他总有办法帮助解开，他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仇和十分谦虚。我清楚地记得，毕业时，团干部合影，为感谢他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使我们班赢得了好声誉，我要他坐在我身边，他就是不肯……至今我仍保存着那幅照片……仇和同学与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多年来，他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是担任县、市级领导，乃至江苏省副省长，每年过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
舅舅陈乃跃当年曾在五汛中学当美术老师。在他的眼中，仇和是个好学生，有时候也是个“刺儿头”：“他那个时候身上就有很强的政治性，遇到什么不平之事都敢出头，甚至直接去找校长理论。”此举也让他在同学中间赢得了威信。
没费劲儿就考上大学
1975年，仇和高中毕业，但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仇和的叔叔当时是村长，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工作。仇和先后当过生产队计工员、副队长、队长、村团支书。
生产队工作量很大，白天大家都要去劳动，晚上收工后就很早休息。可据陈乃跃回忆，仇和晚上还要点着煤油灯看书。“他还爱写文章，写完了就以通讯员的身份给报社投稿。”
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仇和马上报名参加。用舅舅的话说，他“根本不用费劲就考上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看”。1978年2月，仇和开始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大学时代是仇和一生中难忘的时光。他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是一名校级运动健将，获得过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长跑第四名。学生会主席的经历不仅让他知晓该如何与人打交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他的口才。后来，他说话口若悬河，演讲中3句甚至5句以上的排比句信手拈来，听者听得热血沸腾，这个功力就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喜欢运动则给了他一副健壮的体魄。
1982年1月毕业后，仇和进入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后担任该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9月，他进入江苏省科委，后成为农村科技处处长。1995年，他参加江苏省首期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了近一年。
1996年7月，仇和被任命为江苏省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开始为宿迁建市做准备。两个月后宿迁市建立，他担任副市长，开始了他最富争议的10年。
3、十年“叛逆式”改革
本刊记者 孙夏力
在宿迁市中心，最醒目的当属那座“霸王举鼎”雕像。这里有一条项王路，还有一条楚街。所有这些都在告诉人们：虽然建市只有15年，但宿迁绝不缺少历史底蕴——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人们把项羽自信积极、敢说敢做、英勇善战的性格，赋予了宿迁这座城市。而仇和的个性，似乎也与之相符。
今年10月，仇和再次回到宿迁，感受这座自己曾经倾注心血的城市的发展变化。他住在宿迁国际饭店，在他当市委书记期间，这里是宿迁市政府接待中心。饭店的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这次见到他的心情：“再见到他，太激动了。我们经常想，要是仇书记没有离开宿迁，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她没有向记者明确解释这句话的深意，但可以明确的是，2006年仇和离开宿迁时，他在这里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宿迁在江苏落后的经济地位至今没有彻底改观。
到“洼地中的洼地”当书记
曾有人把仇和与侯卫东做比较。在风靡一时的小说《侯卫东官场笔记》里，主人公侯卫东大学刚毕业就被人事部门“发配”到交通不便的乡里。经过最初的迷茫，侯卫东终于找到了工作的重心——修路。乡里想修路，但因为经费、拆迁等问题一直没能实现。侯卫东顶住种种压力让这项工程上马。其间，好心劝戒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百般阻挠者也有之。最后路建好了，交通方便了，资源能运出去了，乡民越来越有钱了，那些看热闹、泼冷水的人才开始佩服侯卫东的魄力。
侯卫东是虚构的，仇和却是真实的。
1996年12月，宿迁市成立不久，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沭阳的经济地位可想而知。
上任之初，仇和常半开玩笑地说：“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县官。”可见他对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里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上任当晚，仇和夜巡市区，竟然4次踩到大便。
“其实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们的观念，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地穷着，谁都没想着改变。”宿迁的干部老王这样告诉记者。
还有更可怕的。曾在沭阳当过县令的清朝文学家袁枚为《沭阳县志》作过序，第一句便是“沭阳民好诉讼，性懒惰，思赌博，好争斗”，这样的性格一直保留到了现代。沭阳人喜欢上访，动不动就将官司打到省里和北京。一位在国务院信访办工作的沭阳人甚至感慨“我家乡的土特产就是告状信”。
但命运把这样一个地方交到了仇和手里。这里是仇和第一次当一把手的地区，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负的第一站。他来到这里后，先是一举端掉了横行十几年的“地头蛇”团伙，再是治理了恶臭不堪的垃圾堆，然后大力反腐、精简机构、改善治安……
“不换思想就换人”
仇和在沭阳的政绩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试行的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长篇批示。现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
沭阳百姓对仇和的政绩评价最高的，是修通了县里通往各个村庄的公路；对他的争议记得最清的，是拆迁。“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现在，人们还没忘记这些顺口溜。当时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爱上访的沭阳人又写起了告状信，但都被市里安抚下来了。
后来，路修好了，装了路灯，仇和专门包了几辆大车，把那些想告状的百姓都拉着在路上跑，让他们看看路修得怎么样，他们也就没了脾气。到2000年仇和从沭阳离任时，全县的公路基本实现了网络化。
路修好了，沭阳的经济自然上去了。2000年4月，江苏省和宿迁市的专家们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得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的结论。
仇和在沭阳另一个备受争议的做法，是让政府官员和教师背上了招商引资的任务。这在当时弄得怨声载道，不少教师因为压力大而辞职。而在老王看来“人们当时对这个政策有误解，这只是为了在县里营造一种发展的氛围，改变人们依靠‘铁饭碗’的观念，从没听说过有人因为完不成任务被处分或者开除的”。
“不换思想就换人”，这是仇和上任以来一直强调的。他用加任务的方式改变了官员的‘铁饭碗’思想，又用惩罚、曝光等方式改变了老百姓的懒散思想。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位中年妇女翻越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让司机掉过车头追赶，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打电话叫来领导班子成员中的一位女同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不要再翻护栏。”
此类的管理手段虽然强硬，却让沭阳人改变了不少。
在争议和压力中前行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
在宿迁，仇和的铁腕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政策上。他上任后，提出了打造“生态宿迁”的口号，开始大搞绿化。不过，他喜欢植树，不喜欢种草。有人说：“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阳”。他还提出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植树之后的宿迁：“人在车中坐，车在林中行，白天看不见村庄，晚上看不见月亮。”
记者住在宿迁市中心，感觉卫生条件并不好。可宿迁市区的生态环境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北有骆马湖生态保护区和嶂山森林公园，东有京杭大运河，城中还有古黄河风光带，这还不算整个宿迁市最南面的洪泽湖。“这些生态风光都是当初仇书记的规划。”老王告诉记者，“他当年还有意把京杭大运河改道，变成一条像莱茵河那样的城中河，让宿迁更有灵气，不过后来他走了，这个事就搁浅了。把大运河改道，这想法也实在是太大胆了，呵呵。”老王顿了顿又说：“要是他没走，这事说不定还真能成。”
仇和在宿迁最富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据媒体报道，他曾说过一句话让全国哗然：“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2001年起，宿迁全市开始强力推行改革，公立医院、卫生所、学校、幼儿园等纷纷变成民营。这就意味着，这些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再吃“财政饭”了。
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面对压力，仇和放缓了脚步，但并没有停下。有媒体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是让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对于仇和迎难而上的大胆尝试和改革，2003年召开的江苏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决议中曾明确写道“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现在回头去看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评价或许能更加公允。老王告诉记者，宿迁市人民医院改制后，跟南京鼓楼医院建立了交流关系，引进了那里的先进管理制度，再加上私人资金的注入，更新了硬件设备，宿迁的医疗水平因此整体提升了。
“现在看，医院、学校这种公共服务设施，还是归政府比较好，一方面能保证它们为大多数人服务，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收入，也能给政府财政以支持。”在财政部门工作的老刘这样说，“但在当时，医疗、教育水平那么差，财政又根本没有能力支持，人才不断流失，眼见就要不行了，不卖怎么办？”
现在，宿迁正在建设新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原先仇和“叛逆式”的改革正在逐步恢复正统。
“怀念仇和就是怀念改革者”
采访中，无论是在沭阳还是在宿迁，记者能深刻感受到人们对仇和的怀念之情，虽然他的施政举措存在诸多争议。
宿迁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告诉记者：“很简单，怀念仇和就是怀念改革者。他敢试、敢闯、敢冒险，留下了许多东西，第一就是改革创新。所谓的‘卖学校、卖医院’，从一定意义上是逼出来的改革，不改已经不行了，与其穷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第二是艰苦奋斗，这个传统不能丢。宿迁在一穷二白中建市，艰苦奋斗是这个城市的品质。”
一位了解仇和的网友“毕谦益”曾这样写道：“选择改革就选择了痛苦，改革者要有承受痛苦的精神，就首先要自己战胜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勇敢的改革者。仇和同志就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还有人说，在改革年代，我们一直口口声声说要宽容改革，要善待改革者。心口如一，不妨从善待仇和开始。
项羽的命运是悲剧的，但改革者仇和的命运非但不是悲剧，甚至还带有喜剧色彩。2001年8月，沭阳县醉亦思酒厂推出一款“仇和牌”白酒，随即被宿迁市工商局查封。虽然酒厂老板解释该品牌与仇和名字的读音不同，意为“即使有仇恨，喝了该酒也要以和为贵”，但还是没能幸免。一年后，厂址也在沭阳的江苏古城酒业公司再次推出“仇和牌”白酒，这次却没被查封，还在当地热销。后来甚至随着仇和的调职，开始在云南开拓市场了。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当地人对仇和的认可。
无论是酒还是人，“仇和”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一个代表着在争议中前行的改革者的品牌。
4、专家解读“个性官员”现象
给“仇和们”充足空间
本刊记者 张建魁
“中国官员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老黄牛式到个性多元的转变。”有关机构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官场文化”进行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仇和就是“个性多元”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行政管理学家们给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总结了一个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在中国政坛上的个别官员，他(她)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仗义执言，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动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个别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甚至把官位和“乌纱帽”置之度外。
举目看来，被媒体和民众称为“个性官员”者不断涌现，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如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原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市县级官员中，如山西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巴中市原市委书记李仲彬、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
他们代表的是“良心”
中国社科院有专家经过研究，把“个性官员”分为两类：一类是铁腕执政者，另一类是仗义执言者。
“铁腕执政者”中，除了仇和，当数曾掀起“长治风暴”的吕日周。2000年初，他一到长治市委书记任上，就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甚至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等人。
如今在大同市，又出了个被山西人称为“吕日周第二”的人物——市长耿彦波。为恢复大同古城面貌，他掀起“造城风暴”。看到工程不过关，他会气得用矿泉水瓶往施工负责人身上拍；沙子和水泥的比例不合格，他会一把抓住对方胸口，把水泥摔将过去。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在干部制度改革方面敢下“狠刀子”。为了消减臃肿的机关，他将干部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他们外出打工。除了保证外出打工干部的各种保险，咸安区还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150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对那些答应了却没走出咸宁的干部，一经发现要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4年间，咸安区先后有2300多名区直机关干部被推向社会。
“仗义执言者”中，时任广州市市长张广宁一直调门不减。2007年两会期间，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他还让“想买房的中低收入者不要着急”。当时，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极为不满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执政者为高房价辩护，或表示沉默，唯独张广宁敢第一个“吃螃蟹”，让广州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8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这些“仗义执言者”都被百姓称为“中国官员的良心”。
孕育仇和式官员的“土壤”
行政管理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对“仇和现象”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有2000多个县(市)委书记和300多个地级市委书记，仇和为何能脱颖而出，成为以铁腕执政并受到广泛关注的书记呢？他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人有特殊的个人品质。官场上很少有人能够像仇和那样特立独行，即使面临巨大的争议和压力，也能坚持到底。他的施政技巧很超常。比如他与下级“玩信息不对称的游戏”，让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其次，其人所在职位权力伸缩空间大。我国法律所界定的市县级政权结构比较灵活，缺乏制度化。一级政府虽五套班子俱全，但在操作上基本还是围绕党委运作，使得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权力，这就给强势书记的产生提供了制度条件。如仇和既是昆明市委书记，又有云南省委常委身份，这使得他在上层获得了显性的保护。
再次，其人的作为迎合了中国特有的民情。中国百姓普遍缺乏公民精神，缺乏个人基本权利意识，生活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悲叹自己命苦。一旦遇事，总希望有救世主或“青天”出现，为民作主。其表现就是“只认结果不管过程”。这为像仇和这样的强势人物推行命令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仇和现象”，还是范围更广的“个性官员现象”，都离不开孕育它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曾总结说：“个性官员的出现，源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大环境的变化，中国官员的言行风格也经历了从拘谨到开放的变化。”一些官员，因其所分管领域的特殊性，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话语权较宽松的环境下，那些敢于负责任，敢针砭时弊，敢碰“敏感问题”的官员，自然会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戴。
需不需要“个性官员”？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毫无疑问，邓小平认为好的制度最重要。第一，好的制度会对坏人进行严密的防范；第二，如果这个人确实不行，制度会淘汰他。
就“个性官员现象”与我们的相关制度等问题，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对记者进行了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从国家层面来讲，对“个性官员”持何态度？
竹立家：从理论上说，我们不需要“个性官员”。因为我们有选拔干部的制度，有使用干部的规则，更有让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个性官员”不断涌现，仕途似乎也越来越顺，如仇和？
竹立家：这就要回到现实来说，一方面我们的各项制度如民主选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一些制度在执行中走样，甚至“潜规则”盛行；另一方面“谦虚谨慎、老成谋国”的传统政治理念根深蒂固，我们的创新型官员太少。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们欢迎“个性官员”的出现，希望他们对官场“潜规则”带来更多的冲击，为干部队伍带来更多的活力。有关方面的态度也明显表示了对他们的认可和包容。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出现的“个性官员”有哪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竹立家：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变化比较明显，一是现在的“个性官员”知识层次高了，很多人甚至是专家型官员，决策的科学性更强了；二是他们的执政技能也提高了，比较讲究领导艺术和方法；三是他们的行事风格显出更多的柔性和亲和力。
环球人物杂志：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首先，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越是重大的问题，就越是要保证有制度化的解决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个性官员”。其次，要建立起让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体制，尤其是发现那些有才能的“个性官员”，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平台，把他们培养成做大事的“成熟官员”或政治家。第三，加强“一把手”的选拔和监管制度建设。今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与新任县委组织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时指出：“选好一个干部，造福一方百姓；选弱一个干部，耽误一方百姓；选错一个干部，害了一方百姓。”各级“一把手”的作用尤其重要，所以要进一步扩大民主，选好用好这个位置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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