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宋爱华，如今是云南个旧一家色情KTV的老板娘，每日都要站在街上，替一群打扮妖艳的性工作者招揽生意。头发花白的她，总会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

    她想起工人村——位于城南老阳山上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建筑群。1956年，宋爱华随父亲坐着窄轨小火车来到个旧，趴在车窗上，望着远处红砖楼自山脚蜿蜒而至山顶，惊叹极了：“真像空中花园。”

    1949年之后，位于个旧的云南锡业公司（下称云锡）被列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工人村由此诞生。宋爱华回忆，由云南抽调八州人力物力修建的工人村，洋溢着那时特有的“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理想主义气息。

    上百栋“苏联专家楼”，均仿照前苏联三层起脊闷顶式住宅建造，对称、方正；内部设计也秉承“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没有厕所，一律上公厕；厨房也是两三家共用。

    年幼的宋爱华，常会听到小楼里有人唱《三套车》、《阿廖沙》。歌声悠扬，一如这个西南边陲小城里日渐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那时工厂的姑娘们都会用报纸包上一双舞鞋，下班后奔向个旧工人文化宫跳舞。

    人们也沉浸在集体主义的自豪中。宋爱华记得，每到周末，工人村都会掀起一场“卫生红标签大赛”。她站在山上俯瞰，几乎每家都在打扫卫生。

    1975年，宋爱华如愿进入云锡选矿厂。那时她觉得工人们在城市里都是趾高气扬的，“因为大家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工人村初建时，杨树清家还是老阳山下种田的农民。小时候，他们称呼工人村的子弟为“上面的孩子”。

    他羡慕工人村的安逸生活，为了能吃到“8个菜，还随便添”的工人饭，杨树清还偷偷用家里的菜去交换饭票。

    一切荣光都因矿而生。

    占世界十分之一、中国三分之一的锡储量，让个旧在1951年建市后迅速膨胀。1958年，个旧甚至取代蒙自，成了红河州首府。整个红河也流传着“嫁人就嫁云锡人”的说法。

    与118座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资源型城市一样，新中国成立伊始，个旧就在赶英超美、实现工业化重责的驱使下狂飙突进；而工人们，也怀揣着革命激情投身其中，燃烧一生。

    宋爱华从未想到，衰败伴随着疯狂猝然而至。

    1980年代中期，在中央“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号召下，全国矿场掀开了大规模的群采。个旧也一样陷入热潮，每个乡镇都分到了相应的矿区，一些矿区没人要，政府还到各个乡镇动员。

    一时间，十余万采矿大军涌入了一百来平方公里的矿区。矿区秩序也随之混乱，盗矿与抢矿频发，云锡集团老厂锡矿书记周志坚回忆：“很多人都在这里随意采矿，整座矿山被挖得千疮百孔。”

    恶果接踵而至。据云锡集团宣传部长黄梓嘉介绍，进入1990年代，个旧地表砂矿的锡矿资源过早消失了。1993年起，云锡连续几年巨额亏损，濒临破产。

    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城赴个旧等地调查后称：“越是有资源的地方，越是容易出现发展的问题。”这一问题被经济学家称为“资源诅咒”——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会让城市步入歧途，进而在资源枯竭后将城市推入死境。

    1997年后，不堪重负的云锡开始了被称为“拆船造舰”的下岗分流，三年间裁减了1.2万从业人员。一年后，宋爱华所在的新冠采选厂也停产了，上千名职工下岗。

    宋爱华记得，那天她刚从迭矿的冰水里爬出来，套上棉裤和外裤，和工友们一起挤在宣传栏前看提前下岗名单。宋爱华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双腿颤抖个不停。

    45岁的宋爱华不得不艰难求生：来到个旧火车站，开了家只有两个小房间的小歌厅。

    此时的火车站业已废弃，成为全市著名的红灯区。曾经的铁轨、候车室变成数十间歌厅、酒吧、按摩院，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客人介绍小姐。

    刚到火车站时，宋爱华坚守着“工人阶级的骄傲”，不肯做色情生意。她甚至提醒客人哪些小姐吸毒染病，还劝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要来这儿，“我和她们不一样”。

    城市的下滑，还是不由分说地将宋爱华拖下泥潭。2003年，红河州政府决定，将首府由个旧迁往蒙自；同年，个旧陆续关闭7座大中型矿山，失业和贫困人口大量地涌现。

    生意惨淡的宋爱华，不得不放下尊严，站在街上拉客。“办事”的地点就在沙发上，一次的价格是70元，她这个“老鸨”则可以抽10元至20元。

    宋爱华总想起几十年前，工人村的家里，木地板总是打磨得锃亮。如今，每个喧嚣的晚上，宋爱华来到店里，看着满是污渍的沙发，忽明忽暗的红色灯泡，感觉屈辱。她甚至不愿坐在沙发上。

    老人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有一点却明白了：矿是一点点挖完，人也是一步步低头的。

    宋爱华有时看着工人村内的荒诞场面，也哭笑不得：身穿警服的男人常坐在性工作者们身旁，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她们织毛衣，“像是邻居”。

    宋爱华的歌厅隔壁也是火车站警务站。在她眼里，这家警务站更像是火车站红灯区的“服务点”，小姐们口渴了就端着水杯进去打水喝，无聊的老鸨们偶尔进去找人聊聊天。

    她已经开店15年，自称从来没被查过。晚上“老鸨”们上街拉客时，警务站中的男子总会跷着二郎腿，神色漠然地看着。

    工人村炼厂社区工作人员肖黎还记得，工人村治安最好的时候，是数十年前的红色年代。那时，工人村还隶属云锡公司管辖，平均每千人便配备一名民警。

    2001年，为减轻负担，云锡公司将公安、学校、医院等职能划归个旧政府，完成了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工人村派出所随之撤销，治安从此不复以往，“现在每万人都不到一名警察”。

    如今，工人村共有约5万人，没有派出所，仅有两个警务站。民警任务繁重，四处奔波办案。附近的居民，已有一年多没见到站里有人出入了。

    社区建设的投入也同样不足。2002年改制完成后，炼厂社区每一年都会头疼经费的问题，特别是对治安影响最大的人口来源调查经费，一直是尴尬的“零元”。

    资源的枯竭，让政府无力加大对工人村社区建设的投入。生活在工人村的人，遂成了政府眼中的“隐身人”。

    警力和资金的双重不足，使得工人村成为社会管理的空洞。社区工作人员肖黎感觉很遗憾：“连逃犯都把这里当作了躲避的天堂，因为没有人管。”

    如今，生意惨淡时，宋爱华常会打开音箱，唱起喜欢的老歌《照镜子》、《三套车》、《红灯记》。

    闪着暧昧红光的歌厅里，那些红色时代流传下来的旋律，总能让她想起过往岁月。这个63岁的老人，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就像筛矿一样，我们这些人都是沙子，晃晃荡荡都被筛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