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的三个主要思想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儒家的“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领域异常自由和活跃的时期，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此时“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第一，在经济上，井田制崩溃。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使井田制走向瓦解；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二，在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士大夫崛起。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大变革时代，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提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就必然会出现观点各异的现象；加上新的统治阶级还未有绝对的权威，人们的思想也就不受任何条框的束缚和制约，尽可以畅所欲言。第三，在阶级关系上，“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特别地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第四，在思想文化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和阅历丰富的文士，同时也为学术繁荣提供了舆论阵地。在社会上，一批以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社会力量被称为“诸子百家”。建议教师引导学生认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局面，是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而帮助学生明确，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的。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间辩证关系的能力。

三、儒家思想的形成

1、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2、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3、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4、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5、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6、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7、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8、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四、儒家三子的主要思想

（1）孔子的生平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或孔夫子是对他的尊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八日，享年73岁。

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生活十分惨淡。然而，孔子自小就勤奋好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孔子曾先后担任过下级官吏和地方官，政绩十分显著，五十多岁时担任司寇，成为政府高官，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后在五十五岁左右仕途失意，官闲居家。之后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其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屡遭冷遇，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于是，孔子开始专心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为改造社会培养人才，并在教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教师可引导学生看《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一起》一图。孔子晚年对《诗》《礼》《书》《易》《乐》《春秋》进行了整理，是为“六经”，即儒家的经典，对发展儒家文化、繁荣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的思想，以致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在《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而如何实行仁，孔子主张克制自己，恢复“礼治”，即“克己复礼为仁”；主张推己及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思想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种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的精神，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的这一思想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和永恒的价值。针对当时社会动荡的现实，孔子希望恢复社会秩序，于是他提出“克己复礼”，希望人们克服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恢复社会秩序。

在教育上，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著名主张，这是孔子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论述他的教育对象时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也就是说，只要是主动亲自带着干肉到我这里来登门求教，就表示有尊师重道之意，我就没有理由不把我的知识和学问传授给你。这与奴隶制“学在官府”、“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的教育有着质的区别，是划时代的进步。

孔子的私学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族类和家庭出身的限制，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利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运动，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2）孟子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人，他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自认为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一生以教书为主，也曾游说于各诸侯国。晚年著书立说，他的言论被整理成《孟子》一书。冯友兰认为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代表。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并将其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的“仁政”贯穿着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发展。孟子总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孟子用仁政来解释君民关系。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要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地安于生产生活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3）荀子的思想

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战国晚期赵国人。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有两位有名的学生：一位是杰出的学者韩非子，一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冯友兰认为荀子是儒家的现实主义代表。

荀子大体遵循了孔孟的路线。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他所提出的“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从道不从君。”等观点，都可见诸于孔孟的思想学说。所以说荀子是属于儒家学派的，他的礼义学说是直接从孔子的思想中脱胎而来。

在君民关系上，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这就是著名的“君舟民水”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帝王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孟子所说的人之性善，荀子驳斥他说：“是不然，人之性恶。”荀子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呢？荀子说：人饿了便喜吃，冷了便喜穿，疲劳了便喜休息；苦饭不愿吃，破衣不爱穿，辛苦的事不乐意干；爱听好听的声音，爱看好看的颜色。顺着这些天性，人就不会循规蹈矩，因此人性本是恶的。

荀子分析批判诸子百家的言论，并吸收了各家的优秀思想。如荀子说“天行有常”，就是说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有其固定的次序的，这同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在客观物质世界都有其一定的运行规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显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荀子主张以礼治国，这跟孔子的重视礼是源流相通的。可是荀子所说的礼，重在分定界限，对人制裁。强调礼的制裁的一面，已隐含着法的作用，表现出趋向法治的观点，并以此影响了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等人，成为主张法治主义的法家学派，促成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