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家争鸣”出现

    “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

    经济上，井田制瓦解。在这以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全归周王室所有，这时出现了土地私有。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田亩收税，土地由国有向私有转变，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很大破坏。

    政治上，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原来的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但这时原来受周天子所封的诸侯现在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国家，互相兼并、争霸，大国凭借实力争得盟主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内部也出现兼并、夺权的现象。

    文化上，经济政治的变动造成文化下移。学校原来设在官府，文献典籍和学习工具也为官府所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学在官府”。春秋战国以后，随着王室衰微，政局变化，官学败坏，原来掌管文化的官员许多都流散到民间。其中，一些人开始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出现了私学。由于私学的兴起，文化下移，逐渐形成了“士”阶层，并开始成为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阶级关系上，“士”阶层的活跃和受重用。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特别地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

    所谓诸子百家，是对先秦至汉代初期各学派的总称，“百家”是虚指，以形容学派之多，习惯上指“九流十家”。汉初司马谈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班固则概括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合称“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则称为十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各家的主张各不相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处。儒、墨、法诸家，侧重于政治道德。老庄道家讲道，侧重于对宇宙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名家主要是研究名辩，即逻辑问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从天命思想中摆脱出来，作为自觉的主体去面对世界、认识世界的趋向。它们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三个主要的认识领域。各家学说的中心及其最后归宿，都是为了求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理想的人生道路，绝没有出世的思想，这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共同的精神。百家争鸣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内容非常丰富。从春秋末年到秦灭六国300年的时间里，各家学说互相争鸣，互相吸取融合，不断丰富，不断深入，形成了学术文化上空前繁荣的局面。最后，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再到汉武帝采纳著名儒学家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三、孔子和早期儒学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或孔夫子是对他的尊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历二月十八日，享年73岁。

    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生活十分惨淡。然而，孔子自小就勤奋好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孔子曾先后担任过下级官吏和地方官，政绩十分显著，五十多岁时担任司寇，成为政府高官，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后在五十五岁左右仕途失意，官闲居家。之后孔子离开鲁国，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其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屡遭冷遇，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最终未能实现。于是，孔子开始专心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为改造社会培养人才，并在教育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

    孔子晚年对《诗》《礼》《书》《易》《乐》《春秋》进行了整理，是为“六经”，即儒家的经典，对发展儒家文化、繁荣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的思想，以致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在《论语》一书中，“仁”字的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

    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

    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针对当时社会动荡的现实，孔子希望恢复社会秩序，于是他提出“克己复礼”，希望人们克服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恢复社会秩序。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种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的精神，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的这一思想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和永恒的价值。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学校专为贵族子弟而设，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有些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退休官吏，回到家乡收徒设教，兴办私塾，不过影响不大。到春秋晚期，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地主政权需要大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民间聚徒讲学的风气日渐兴盛，孔子也开始兴办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办学，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他30至35岁之间，第二个时期在他37至50岁之时，第三个时期是他的晚年，即68至73岁之时。他主张“有教无类（类，指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别）”（《论语·卫灵公》），只要“自行束（十条干肉）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只要是主动亲自带着干肉到我这里来登门求教，就表示有尊师重道之意，我就没有理由不把我的知识和学问传授给你。这与奴隶制“学在官府”、“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的教育有着质的区别，是划时代的进步。这样，比较贫寒的平民只要交得起束的都可以接受教育，从而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孔子一生教授的门徒多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书—认字写字、数—算术）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这些学生大多出身贫贱，出身贵族的不多。 孔子的私学打破了受教育对象的地域、族类和家庭出身的限制，扩大了教育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利地推动了春秋以来的学术下移运动，壮大了士阶层的队伍，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四、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人，他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自认为是儒家学派的正宗。一生以教书为主，也曾游说于各诸侯国。晚年著书立说，他的言论被整理成《孟子》一书。冯友兰认为孟子是儒家的理想主义代表。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孔子的“仁”，并将其发展为系统的“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的“仁政”贯穿着民本思想，孟子提出“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是劝说统治阶级要善待民众，不要过分地剥夺他们。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孔子民本思想的发展。孟子总结战国时期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孟子用仁政来解释君民关系。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性善学说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但孟子强调君王要善待人民，要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又有恒心地安于生产生活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五、荀子吸收了各家的优秀思想

    荀子，名况，战国晚期赵国人。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有两位有名的学生：一位是杰出的学者韩非子，一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冯友兰认为荀子是儒家的现实主义代表。

    荀子大体遵循了孔孟的路线。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他所提出的“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从道不从君。”等观点，都可见诸于孔孟的思想学说。所以说荀子是属于儒家学派的，他的礼义学说是直接从孔子的思想中脱胎而来。

    在君民关系上，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这就是著名的“君舟民水”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为后来历代有见识的封建帝王所采纳，对封建时代“治世”局面的出现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对于孟子所说的人之性善，荀子驳斥他说：“是不然，人之性恶。”荀子为什么说“人之性恶”呢？荀子说：人饿了便喜吃，冷了便喜穿，疲劳了便喜休息；苦饭不愿吃，破衣不爱穿，辛苦的事不乐意干；爱听好听的声音，爱看好看的颜色。顺着这些天性，人就不会循规蹈矩，因此人性本是恶的。

    荀子分析批判诸子百家的言论，并吸收了各家的优秀思想。如荀子说“天行有常”，就是说自然界的运行变化有其固定的次序的，这同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在客观物质世界都有其一定的运行规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显然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荀子主张以礼治国，这跟孔子的重视礼是源流相通的。可是荀子所说的礼，重在分定界限，对人制裁。强调礼的制裁的一面，已隐含着法的作用，表现出趋向法治的观点，并以此影响了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等人，成为主张法治主义的法家学派，促成了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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