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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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统治阶级需要更严密、更具有欺骗性的思想来控制人们的言行，保证封建秩序不受冲击，理学开始发展起来，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等是理学的创始人，至南宋时，朱熹成为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后世也把它称为“程朱理学”。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新发展 1、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严重挑战的原因： ①佛教的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其兴盛的社会条件：其一，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儒家经学的迂腐没落，玄学又只能在士人中坐而清谈，民间道教又往往成为农民组织的工具。多事动乱之秋，连统治者自己都感到世事无常。他们亟需一种宗教信仰，既能麻醉别人，也能抚慰自己的灵魂。佛教有着系统完整的教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很快就被统治者接受，并极力宣扬，用它来加强思想控制，维系其统治秩序。其二，苦难中挣扎的穷苦百姓易于接受佛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百姓被迫颠沛流徙，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希望精神上得到解脱。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生幸福上，让他们在渺茫的“来世”消除死亡的威胁和流亡的苦痛，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和虚幻的慰藉。这就使佛教有了较广泛的信徒。佛教在南方、北方都广泛传播开来。第三，一些高僧在翻译佛经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更密切。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等成就以佛教、佛学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第四，实际经济利益的驱使。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僧尼不入国家户籍，可以逃避赋役，破产农民大量投身寺院，寺院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力量；第五，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国情，在自身传统方面作了自我改造，给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各种人，提供了一种精神上机会均等的满足。佛教也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一，消磨人民的斗志，使人民安于现状。刘宋文帝说只要百姓皈依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其二，耗费财物。南北朝时，各地大修佛寺佛塔。北魏凿龙门石窟，历时二十多年，耗费极大，用工达八十多万人。南朝建康就有佛寺五百多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萧梁百官为赎梁武帝，每次都耗钱上亿。这些钱财“皆是卖儿贴妇钱”!其三，占田夺人，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与封建政府争夺劳动力。因此，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反佛、灭佛的现象。从理论上范缜给佛教以沉重打击，政治上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 ②道教在民间的传播：道教创立于东汉末期，开始主要在受苦受难的民众中流行，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道教最早的表现形式，太平道发动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大起义。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遭到镇压，但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在江南江北广大地区仍然继续流传，在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不少信徒。魏晋以来，封建统治阶级逐步对原始道教从理论上、组织上加以改造，使它成为巩固统治的精神工具。东晋时道教日盛，不仅有皇帝、大臣信奉，下层民众中也拥有众多的信徒。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以五斗米道为号召，领导农民起义。南北朝时，官方道教已经形成。 ③儒学本身的问题和缺陷：儒学之所以会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的挑战，其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学本身在思辨性和理论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儒学在孔子创立之时，只是一些伦理原则和教条，由于孔子本人罕言“性与天道”，所以如何从哲学本体论上论证儒家思想的正当性与必然性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从“四端”说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作了论证，荀子则从性伪说出发对性恶论作了论证，董仲舒把儒家道德嫁接在讲究阴阳家的世界观上，对儒学作了谶纬神学式的论证。在宋明儒学家看来，以往的这样论证要么是“不备”（不够充分，如孟子），要么是“不明”（混乱不清或者错误，如荀子与扬雄），而董氏谶纬神学化的论证更是粗浅，不值一论。 2、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①儒教：早在魏晋，玄学已经将三教的思想进行了一次融合。魏晋玄学上承先秦西汉以来的道家哲学思想，并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道家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先秦西汉的新道家学说。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这些实际存在的“有”，都产生于“无”，体现在政治上，便主张“无为”，认为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老百姓也要无为而处。汉初黄老思想所讲的“无为”，着重讲统治术；玄学所说的“无为”，重点在讲处世术。从“无为”出发，为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进行辩解，认为“名教即自然”，封建的尊卑、上下关系合乎自然，生而固有，不能否定。玄学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其宣扬的老庄哲学，经过曲折的演变，终于与儒家哲学相表里，即披着道家思想外衣来宣传儒家纲常名教的外道内儒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成为士族地主的意识形态。 ②佛教：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必须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自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受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佛教调整了与世俗王权的关系，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调整了与民俗的关系。特别是调整了与儒学的关系。佛教的传入并泛滥，必然要引起中国传统思想的抗争，首先引起论争的是道教，在理论上与佛教争论的是儒家，但儒家是以直觉思维进行批判的，缺乏思辨的理论色彩。由于儒家在中国的正统官方地位十分巩固，这使得许多佛教徒竭力调和佛、儒两家，“内（儒）外（佛）兼修”，解释戒杀为仁，戒盗为义。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佛教则解释为出家不是不问世俗之事，而是降魔，统一了出家与入世的关系。 ③道教：晋朝人葛洪是最早把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人。他少时以儒学知名，后崇尚道教。他所写的《抱朴子》一书，不仅对战国以来“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阐发论述，更重要的是葛洪把儒家的纲常名教融合到道教理论中来，把神仙信仰与儒家思想捏合起来，宣扬道教徒必须积善立功，以儒家的道德规范制约自己的行为，以忠孝仁信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同时，葛洪又用道家的“玄”“道”“一”等哲学范畴来附会他的长生不老的神仙理论。这种儒道双修的神仙道教理论，是魏晋以来合儒道为一体的玄学影响道教的体现，也使道教完全成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北朝寇谦之以“整清道教”为己任，打出“专以礼度为首”的旗号，完全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制定了一套教义，鼓吹“于君不可不忠”，“不得叛逆君主，谋害国家”，劝导人们“勿怨贫苦”，“戒勿以贫贱求富贵”。他还袭用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用“若有罪重之者，转生虫畜”欺骗恫吓人民。刘宋的陆静修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吸收佛教仪式，编制了新的道教斋戒仪式，齐梁时的陶弘景，以现实社会为模式，制造出“仙亦有等级千亿”的理论，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道教兼采儒、佛、道三家之说，把它们糅杂融汇在一起，以汉民族土生土长的传统形式出现，有利于宣传推广，扩大影响。 二、隋唐时期儒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隋唐时期，在国家分裂了近三百年以后重新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先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的政策，对儒、佛、道三教都予以扶持，儒、佛、道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隋末，道教徒积极参与了灭隋建唐的政治活动，到唐朝初年，李渊和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李世民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确立了道教的特殊地位。武则天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道教势力受打击。唐睿宗、唐玄宗父子二人迷信道教，道教优势又逐渐得以恢复。唐肃宗、唐代宗崇佛，道教势力再次衰退。到了唐武宗时，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第三次出现道胜于佛的优势。道教宣传清净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的“民本”、“仁政”思想、轻徭薄赋的要求有相同相通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适应了唐初社会在大乱之后，天下初定，人心思治，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政治需要。同时，道教也提倡佛教的“因果报应”，还鼓吹儒学的“忠”（忠于君主）和“孝”（孝敬父母），此外，还搞巫师的一套“长生术”，不仅适应了统治者麻痹人民的需要，也迎合了统治者追求长命富贵的欲望。 隋朝比较重视佛教，隋文帝广建佛寺，度僧尼出家，命人译经写经。李世民尊道抑佛，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宣传“因果报应”，鼓吹“与世无争”的佛教，也不失为可利用的工具，因此在过去的战场建造佛寺，以后又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序文，采取二教并重政策。唐朝有三次崇佛高潮，第一次是武则天时期，武则天曾利用佛教篡位，谕令佛教应在道教之上，进一步刺激了佛教的发展。第二次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第三次出现在唐懿宗时期。隋唐时期是中国儒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性化了。 唐代实行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得以各自独立发展，并在独立发展中进一步相互争论，相互融合。在三教的争论和发展中，儒教日益处于劣势，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佛道二家的压力。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唐中叶以后，儒学大师韩愈和柳宗元等人率先提出要复兴儒学。他们在回应佛道挑战的同时，积极援佛入儒与援道入儒。韩愈对佛教进行了批判，他所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授谱系，并且自己以继道统自任，而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所有这些都启发后来的儒者以一种复兴儒学的意识。柳宗元以“阴阳元气”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并由此构筑了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的合天地自然、社会伦理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实开宋明理学之端绪。韩、柳等人企图建立一个能融汇“百家之学”的学说来取代佛、道的愿望，经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的发展，到南宋的朱子可以说正式实现。 隋唐时期，儒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首先，儒学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儒学同佛学的结合。儒佛结合，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以韩愈为代表。韩愈一方面极力排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韩愈的观点就是“治心论”和“道统论”。前者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明确地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但儒学并没有形成为宗教，在韩愈的思想中无此迹象。另一种类型以柳宗元为代表。他一方面公开赞扬佛教，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和改造佛学的若干理论命题，建立起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他主张以儒学为主，吸取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看来，佛教的教义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无害于封建伦理。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再次，就是儒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 三、宋明理学 宋代，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宋代理学是中国古代在回应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之后，以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打着“辩异端、辟邪说”的旗号，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吸取佛道的思想资料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适应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需要。 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久远的学说与思潮，其兴起、形成乃至确立、发展，自有多种因素的促进作用，而归根到底则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显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1、宋明理学产生的原因分析 ①理学的兴起与宋代政治特点密切相关。隋唐五代的长期分裂和混乱，使传统伦理道德规范遭到极大破坏，纲常松弛，道德式微，显然不利于大一统政治的稳定和巩固，因此，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倡导尊儒读经，宋代的儒学复兴便由此而形成。理学的产生，出于儒家学家革除时弊，拯救文化，整顿人心，重树人伦与儒家价值，重建儒学道德形上学的主观努力。理学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 ②理学的兴起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一统政局后，农业、手工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大规模发展，在此基础上，科学文化的进步尤其引人注目。哲学本来就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理学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思考，正是宋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③理学的兴起与思想史自身进程密切相关。理学是儒、释、道三教长期论争和融合的果实。中国思想史在唐代中后期形成一个重要转折，韩愈倡儒学道统，辟佛、道，打破了三教并盛的局面。宋代儒学为了与统治建设相适应，儒学道统自然成为其承续的对象。理学也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北宋学者大胆抛弃汉唐学者师古泥古的学风，敢于疑经改经，相互辩论，相互启发，独立思考，大胆立论，讲注义理，为理学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 2、宋明理学的主要思想 “理学”一词，早在宋代就被用来概括当时的儒学。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曾说：“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的甚多。……二苏说话多是如此。”在此，理学不仅指由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氏二兄弟）开创的伊洛学派，而且也包括以二苏（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蜀学。“理学”一词是指当时学者们从“道统”观念出发所说的符合先秦儒学精神的正统儒学，把周敦颐看作是继承这个儒学正统而开创后世理学的人。青少年时代就学于周敦颐的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所谓“理学”，就是用“理学”一词来指明当时两宋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儒学，又有“道学”、“性理学”、“新儒学”、“宋学”等几种不同的称法。 宋明理学的中心观念是“理”，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又把“理”说成是封建伦理道德，宣传“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所以统称为“理学”。理学是一种新式的儒学，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儒、道、佛互相渗透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儒家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更能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因此被采纳为官方哲学。宋代理学受到明清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它以儒学的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教思想，是在唐代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宋代儒士解经，大都不顾旧有传注，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即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命义理之学”，简称为“理学”。由于宋儒认为这种理学是经孔子、子思、孟子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他们自己则继承了孔孟的道统，因此又称其为“道学”。理学的基本特征是注重义理。代表人物有二程和朱熹等，以他们为代表的理学思想流派合称为“程朱理学”。此外，还有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人，他们以“心学”的形式同程朱理学展开辩论。理学以道体（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或之上，有一个更根本的原理道理，即形而上的存在）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标。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家思想的成熟。明末至清代，理学受到了批判，逐渐走向衰落。 3、宋明理学的特点 ①儒学进一步思辨化。与先秦、汉唐儒学不同，宋明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思辨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其所具有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思想道家和儒家的发展。其中，道家借鉴佛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反应更为敏捷而迅速。相对而言，儒学的应变能力则要差得多。有唐一代，儒学中的有识之士如韩愈等，就已经意识到儒学面临着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尤其是佛教）在文化上的严重挑战。宋明的理学家们一方面借鉴佛教和道教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一方面在传统儒学中寻找能够利用的因素，例如被称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孟子》与《中庸》中关于“性”与“天”的内容。利用这些外来的和传统的文明成果，在消化吸收的同时，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富有特色的儒学概念，并给予系统的哲学论证，如周敦颐的“无极”、邵雍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子的“天理”、王荆公和二苏的“道”、王阳明的“心”等。传统儒学经由理学家们的改造，道德信条式的理论体系终于变成了哲学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它体现着宋明理学家们融合创造的哲学智慧。 ②更加强调伦理道德为思想核心。理学家们标榜自己的学说为“实学”、“实说”，批评佛老的学说以及汉唐的章句之学和讲求诗词歌赋的词章之学为“虚学”、“虚说”。虚实之别，就在于是否讲求义理。理学所强调的义理，实质上也就是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它包括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理学家所强调的义理，就其内容而言，与汉代董氏的儒学相比，其重点不在政治哲学上，而在伦理道德上；与先秦的儒学相比，其对伦理道德的阐述，更侧重于哲学的表达。宋明理学家在儒学的伦理道德学说上，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逻辑层次的哲学范畴和理论结构。无论是理学哲学各种各样的本体论、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性论、“存理去欲”或“存心去欲”的修养论、“格物”或“格心”的认识论、成贤成圣的境界论、由修齐而治平的功能论，均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 ③更多吸收了佛、道因素。宋明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带有明显的佛学化的特点。宋明理学的佛道化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吸收借鉴佛教与道教的形而上学，建构儒学的伦理道德形而上学，其二是借鉴佛道二家的传教谱系，创立儒家学说的传道体系，即儒学的“道统”，其三是把佛、道的禁欲主义思想吸收进来，把它作为理学的核心思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主张。 4、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及思想 （1）程颢、程颐及其理学思想 程颢被习称为“大程”，河南洛阳人。北宋儒家学者，著名哲学家，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程颢青少年时代就学于周敦颐，他的思想发展和其他理学家一样，受到佛、道学说的一定影响，再加到儒学。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史家认为，理学的奠基者为北宋五子，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二程。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近千年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朱理学在认识论上提出“格物致知”。所谓“格物致知”原出于《礼记·大学》，《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皆以“格物致知”为前提。所谓“格物”就是指“即物穷理”。“格”字有二义，一是“来”的意思，格物也就是“达于物”，或者“即于物”的意思；二是“穷至”、“极至”的意思，所谓格物也就是就物而穷理。对于“物”，可训为“事”或“理”。程、朱主张就世间万事万物而体认天理。格物穷理，是教人从待人接物的具体事情中去体认道学家所讲的天理。格物是致知的基础，致知则是格物的目的和深化。“致”，有推致和穷尽两重意义，这和“格”字的意义相近。致知是指通过格物达到对于天理的真知。朱熹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格，至也；物，犹事也。”推尽吾之知识，穷致事物之理，是为“格物致知”。 （2）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南宋儒家学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之一，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24岁起走上理学的发展道路。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研究之后，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经学家。朱熹的学问渊博，于学无所不窥，他以继承二程“洛学”为己任，广泛吸收了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北宋理学家的思想养分，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构建起一个规模庞杂而又不失缜密精致的思想体系。他死后不久，地位开始日渐上升，最终成为配享孔庙的“孔门十哲”之一，而其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的哲学思想主张有：①理气论：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两方面构成的，气是构成一切事物的材料，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在现实世界中，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理先于气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②心性论：其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朱熹心性论的基本特征。朱熹的“心统性情”理论，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是包括体用的总体。朱熹又提出了“道心”、“人心”的范畴，认为道心即“天理”，恶的人心就是“人欲”。③认识论：朱熹对“格物”的解释，认为一是“即物”即接触事物，二是“穷理”即研究物理，三是“至极”即穷理至其极；对“致知”的解释，朱熹认为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扩展、充广知识，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结果。与认识论相关的，在知行观上，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认为知的目的在行，即实地践履，若想践履，必须先知，不过朱熹也强调知和行不能偏废，“知行学相须”。④功夫论：在修养功夫方面，朱熹主张“主敬涵养”，而人们学习和道德修养的目的，朱熹认为就在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结论一方面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味，但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则有用理性原则来作为社会普遍道德法则的意义。总的来说，程朱理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求科学真理，而是明德之善，主要是道德层面的。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又简称为《四书集注》。朱熹用毕生精力撰写和反复修改《四书集注》，前后凡40年。《四书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统”学，它发挥了儒家学说，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并加以阐释发挥，提出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书中还特别重视认识方法、修养方法和道德实践等。《四书集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朱熹的学术思想在日本、朝鲜曾一度十分盛行，被称为“朱子学”，在东南亚和欧美也受到重视，足见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影响。 以朱熹理学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于16世纪传入欧洲之后，正合了欧洲复兴“理性主义”的历史符节，从而作为助力推动了欧洲进入了“哲学时代”或“理性时代”。此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建，朱熹的理学都起到了导索和酵母的作用，以至于融贯于欧洲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之中。我们今天充分挖掘和认识朱熹哲学的这种世界历史作用，对于中国社会在今天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凝聚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豪迈地走向21世纪，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4、宋明“陆王心学” 南宋时陆九渊把“理学”发展到“心学”的新阶段。王阳明又发展了“心学”。 心学，又称“良知之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它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主张以人“心”为宇宙的本体（程朱理学以“道”或“理”为宇宙的本体），这一体系强调自心，主张修生养性，返身而诚。先秦孟子和宋明陆王都是心学的哲学家，都强调人的主观性，并且认为在顺境或逆境下也不能动摇。南宋时，陆九渊发挥了孟子的思想，成为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强调人的主观意志方面的思想，以心即人的主观性作为哲学的核心，并和他的学生形成一个学派，称为“南宋陆学”。明代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成为集心学之大成者，因而又称“陆王心学”。 (1)陆九渊与“心学” 陆九渊是与朱熹同时代的人，他曾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他倡言“心即理”，认为心是万物的本原，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提出“发明本心”、“求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和格物致知不同的是，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和大多数中国思想家一样，陆九渊的心学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层面的。他认为人生天地间，与天地并为三极。他以如何“堂堂地做个人”为前提，提出了“本心说”，主张“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他认为发明本心是正心立志的根本途径。什么是“本心”？陆九渊提出“心”有三个概念：即心（人脑）、心之所为（心理）和本心（一种心理形式）。“本心”即“仁义之心”。仁义即人道。人与天、地并为三极，天道、地道、人道都是宇宙万物本质性法则。仁义之心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与天道、地道合一的社会伦理道德（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又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陆九渊称之为人之“本心”。“本心”是与天道、地道合一的人道在人心中的反映。人如果能保有本心，便能大做一个人。人如何才能保有本心？“发明本心”中的“发明”，即“发而明之”，意即“启发、开扩”。人的“至大、至刚、至直、至平、至公”的本心，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要贵学、尽心。若有放失，一定要反而求之。只有如此，才能保有本心。 （2）王阳明把“理学”发展为“心学” 明初，为了强化思想统治，朱元璋和明成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明中叶，明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遂创立心学，以克服人们心中的“私欲”，挽救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心学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 王阳明“心学”的主要思想内容： ①“心即理”。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王阳明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心”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理”是封建道德，存在于心，是人头脑中固有的，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主张通过“内心反省”克服“私欲”，以“致良知”，用封建伦理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可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 ②“致良知”。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朱熹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批评并改造朱学，以更具主体思维能动性的良知范畴和“致良知”说扬弃并发展了传统的程朱道统论，使良知说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③“知行合一”。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熹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 理学与心学的联系和比较：程朱理学向心学的演变说明理学已走向极端。朱熹的观点是要人们接受封建道德观念（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则主张，封建道德存在于人们心中，只要恢复就可以了。相对于宋代以来的朱子学，阳明学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将一切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根源从外在的天理转化为内在的良知，以后者所代表的道德主体性取代前者的权威。虽然对朱熹而言天理亦在人心，对阳明来说良知即是天理，但毕竟前者偏向于外在的客体性，后者倾向于内在的主体性。二者同是维护封建统治，没有本质区别。由客观唯心主义（程朱理学）向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转变，说明理学已走向极端。 （免责声明：此资料来自学友黄山松整理、推荐、上传。版权拥有人未联系上。版权属于原刊载单位或作者。本站刊发此资料目的是为了供中华民族提高修养实现大中华复兴。其观点及内容的合法性、原创性、真实性和完整性由原刊载单位或作者负责，与本站无关，请学友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本网站为公益网站，所有资料均实行零稿费。如版权拥有人不同意此资料供中华民族提高修养，请及时向本站申诉。本站接到申诉后即删除此资料，以免侵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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