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北农村一户典型的农民家庭，父母均不识字，但他似乎从小就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悟性与偏好，学习成绩远远领先于别的孩子一大截。他的回家作业从来都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逢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拿一个全班第一没问题，而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赌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玉米饼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华里外的地方打工。贫寒的家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高中毕业时，他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他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二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一位好心的老师专门来鼓动他报名参加，可当时受“开门办学”的冲击，他没有学过多少理化知识，这位当年陕师大毕业的老师一摆手说“你可以考文科么！”尽管那是他头一回听说“文科”这个词，但似乎冥冥之中的一种天定，注定了日后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将从这个黄土坡里走出来。

既然要考他还是很认真的，托了县里的同学邮来了油印的复习提纲，每天利用田间休息的工夫复习。那年他是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考生”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

18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见到火车。在大学里他的年龄是班里最小的，但学习成绩却是最好的。那时的张维迎还谈不上有多远大的抱负，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上大学有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就满足了，更多的奢望实在不敢有。他只是凭着与生俱来的一种对思辩的爱好和擅长在学习。他在上大学前没有学过英语，在大学里也没有钱象城里的孩子一样买台砖式录音机，但他的英语成绩却和班里一位已经学了十几年英语的同学不分伯仲，这使他坚信农村娃也是可以学英语的。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前不久，当我们在西北大学见到何炼成和刘承思两位老教授时，他们对张维迎的一致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

1982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茅于轼先生，并和田国强、杨小凯等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小组发言中这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发表了一通关于如何建立“中国式数量经济学”的“宏论”，令其他与会者刮目相看，这或许得益于他原来良好的数学基础因而对以数学为研究方法的现代经济学有着强烈的敏感。他的发言逻辑性强，观点鲜明，切中要害，被小组推选到大会上宣读。张维迎语出惊人：“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这次会议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从此他再不满足于从劳动二重性开始的推导了。

回校后他牵头组织了一个6人读书班，栗树和先生当年也是这个班里的成员。他们自学微观经济学，每周由张维迎讲解一次。为了讲评好，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将内容弄懂吃透。这种边学边讲的方法至今仍被张维迎推崇为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那种如饥似渴的自觉学习也为他日后成为国内最早和最出色的微观经济学专家打下了功底。难怪当他于1984年到北京工作时，不少圈内人便认为他的微观经济学是“最地道的”。

在学习现代经济理论中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活跃，开始了对现实中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的职业思考。当时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讨论很多，问题提得很大但分析总欠力度，在他看来，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问题，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他从经济学基本的供需原理出发，给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有理有据的思路，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取决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对知识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传统体制的结果，所以解决知识分子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革现行体制。这篇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济学思考”的论文被《经济日报》在头版显着位置刊出，随即被《新华文摘》等多种报刊转载，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是当时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里程碑”。当时他年仅25岁。

又有一次，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豆腐块大小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这同样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钱被视为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文章，把向钱看看作“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然而在当时政治形势极为复杂的年代里，“为钱正名”在某些人眼里无异于自由化和精神污染，张维迎的这篇文章让他险些毕不了业。不过，这次风波也使他下定决心离开西安到北京闯天下。

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改？怎么改？这些问题同样刺激着也困扰着经济学家们。光谈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了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的改革需要拿得出手的方案与步署。良好的微观经济学功底使张维迎觉得“价格机制”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中枢神经”。当时“调价派”代表了主流，但张维迎认为光调不放不是真正的改革，因为“调”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真正的改革必须把‘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否则治标不治本。

然而怎样才能将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呢？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对！双轨制！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这就是张维迎最初的“双轨制”思想。“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全新的均衡的价格体制，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

1984年初，他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国内第一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5岁的研究生。这篇文章由茅于轼先生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专家建议》上，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

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该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份量的作用，学术界无法不注意有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1985年初外贸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出口猛跌，外汇储备剧减，已去国家体改所工作的张维迎仍抓住了“价格”这根中枢神经，认定外汇的关键是汇率和外汇市场的建立。不久他和李剑阁（现任中国证监会常务副主席）合作的“关于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及开放外汇调剂市场的建议”一文发表，文中首先提出了从汇率和外汇市场入手来解决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当时的姚依林副总理特地委托他和黄江南二人主持了“外汇外贸问题专题研究组”。

1986年张维迎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每篇都紧扣改革的大主题，对当时的改革政策产生着不止于学术参考的价值。他和宋国青合作研究了“宏观平衡与宏观控制问题”，首次提出“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看中国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对推动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在“论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一文中提出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以解决“工资攀比”的观点，即被吸收进体改所“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一文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实，他最有影响的研究当推“企业家理论”。张维迎是国内第一个研究企业家理论的学者，他的“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在1984年《读书》杂志第9期发表后，受到广泛好评。

从那时起直至他后赴牛津深造专攻企业理论的十年内，张维迎有关于此的许多观点一经发表总是成为许多人重复使用和引用的内容，象“学而优则商”这样的名句就出自他的口。这与他研究问题的深度和远见有关。当时他研究企业家理论还没有多少理论工具，凭借的是对经验事实的提炼与概括，但他已经深悟出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他在北大做的一次“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的讲座上，30O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深入浅出又富有幽默的演讲十几次被掌声打断。

“愚公真是愚，他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他很早便意识到建立企业家队伍对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今天，他早先关于企业家理论的一些精辟见解已被广泛证实和接受，他的研究不仅不过时而且年月越长越有价值，报刊上不时出现的有关企业家的精彩论断不少直接源于他和盛斌合着的《经济增长的国王一论企业家》一书。了解他的人知道这并非偶然，他对学术的态度是那样纯粹，正因为纯粹才能将问题本身研究得那么透彻，于是和现实打通了，他的东西也有了长远的生命力。当然，张维迎也有过低潮，那时候他便与朋友打打桥牌。自己看看数学书，然而他对理论热衷和执着的追求却从未停止过。对他来说，经济学研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凭着其热情与天分，以及对当时一系列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张维迎很快在思想剧烈碰撞的80年代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者。但他并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他很快意识到由于条件所限，自己所受的经济学训练仍不够全面，学术功底不够坚实，还需继续深造。1987年，他获得了一个赴牛津大学做一年访问学生（不是访问学者）的机会，并于当年10月成行。

在牛津做访问学生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他感到自己先前在国内通过自学接触到的一点西方经济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按项目要求，作为来自中国政府部门的访问学生，主要任务是跟着导师学习经济政策分析。但他主动请求只学微观经济学。他非常发奋地学习，但越学越感觉到要学的东西太多。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于1988年底回国。但是他已经决定，一定要到牛津去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生时的优异表现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获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但是好事多磨，他几经周折才于1990年9月再度出国，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

接下来的四年无疑是让张维迎终生受益的四年。在牛津攻读博士学位，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By course”，一种是“By research”。前者要修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并通过严格的考试，然后再撰写博士论文。后者则是就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经评委会认定达到博士学位标准后，即可授予博士学位。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中国学生来说，后者也许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但是张维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认为，只有“by course”，才能全面地掌握经济学的各门核心课程，同时熟悉各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尤其是数学方面的工具。

当然，这意味着“苦”！但是这正是张维迎二赴牛津的初衷，所以他知难而进。他知道，越是基础的东西越是重要，越是枯燥的东西越是要在念书的时候就把它钻研透，因为毕业之后，要再来在某些方面“补课”就很困难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夹生饭一旦做成，要再回炉就难了”。

他一丝不苟地研读老师所开出的各种文献，出色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不仅要学好自己的，还要帮助基础较差的同学。而他所交的作业，则常常被导师从任课老师处要回，作为范本保存。他还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弥补自己在某些基本分析技术方面的不足，例如数学训练方面的不足，数学是国内文科学生的一个弱项，但却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幸而张维迎在西北大学的时候就旁听过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程，并且经常同数学系的栗树和等同学在一起探讨一些问题，所以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要真正地理解现代经济学文献中运用到的许多高深的数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要在自己的研究中熟练地运用，则更是难上加难。后来张维迎在其博士论文中能够较为娴熟地运用数学工具演释其理论，实在是和他自觉努力分不开的。

在国内的时候，张维迎就对企业与企业家的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思考。这当然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刺激的结果。到牛津之后，他发现企业理论实际上是70、80年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领域之一，但是现有文献并未对企业内委托权（principa1ship）应如何分配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比如说，科斯等人研究了为什么存在企业，但没有回答为什么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7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激励合同诱使代理人努力工作，但在这种理论中，委托－代理关系是外生给定的，而在张维迎看来，最基本的问题是，究竟谁应该是委托人？谁应该是代理人，因此他决定就这一问题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James Mirrless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的悉心指导，这两位导师对张维迎也十分器重，认为他是他们遇到的少数可能对经济学作出贡献的学生之一。

尽管莫里斯教授平时工作繁多，但仍然坚持两周见他一次，讨论与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张维迎无疑是最幸运的学生，因为即使在牛津这个以“导师制”（tutorial system）着称的学府，能分享到导师如此多时间的学生也的确是不多的。

导师的厚望使张维迎更加加倍地努力，到1991年底，论文的基本思想和模型化工作就已经完成，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了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The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best thesis）。由于论文和各项考试成绩都很优秀，他获得了牛津大学Nuffield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该奖学金是英国经济学方面最有声望的奖学金。让他喜出望外的是他同时又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颁发的以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命名的Lionel Robbins纪念奖学金，该奖学金数额颇丰，在全英范围内每年只有一个人获奖。

张维迎的博士论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企业中，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抽象，而又非常基本的理论问题，它是如此基本，以致许多人都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一个无须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它又是认识许多重要问题的关键。在经济学上，越是这样基本的问题，也越难处理。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是张维迎借助于信息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独到的阐述，出色地完成了论文。

他首先对有关的企业理论文献进行了一个批评性的回顾（对企业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不难发现，这篇回顾对我们了解近二、三十年来企业理论的巨大发展实在是大有帮助的），然后分三个步骤来展开自己的论述：首先通过一个，“隐藏行动”模型证明，为什么要由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充当剩余索取者，即企业家；其次通过一个“隐藏信息”模型证明，为什么一个拥有财富的人（资本家）更容易成为企业家；最后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在均衡情况下，什么因素决定什么人将成为企业家、职业经理、工人或纯粹的资本家。整篇论文结构紧凑，逻辑严谨，而又充满创意，被他的导师称为未来研究生论文的一个范本。

在1994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年会上张维迎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著名经济学家、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赫姆斯特姆（Holmstrom）认为他的研究非常有意义。难怪其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经面世，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不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几乎是人手一册，首批印刷5000册，但三个月后出版社就不得不加印。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就这本书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30多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张曙光、汪丁丁和张春霖分别写了书评发表在《经济研究》和《中国书评》上，张春霖的书评还应读者要求在《经济学消息报》上连载。张维迎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院校以自己的企业理论为主题发表演讲，可以说是场场轰动。

从表面上看，张维迎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似乎是一本纯理论的学术着作，充满了数学符号和公式，与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但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读者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书中的思想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教授称为“张氏定理”。

由于他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影响，张维迎被国家体改委聘任为“现代企业试点咨询委员”，并多次被国家经贸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邀请在有关会议上作主题演讲。张春霖博士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一文中运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的概念框架、主要结论和分析方法，“探讨了一个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回国后张维迎还不辞辛劳地奔赴山东、深圳、上海开讲座。有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惊讶于这位洋博士竟能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问题说得如此到位，以至怀疑“张博士真的是从英国回来的吗？”张维迎常说“理论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自己的理论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张维迎在牛津求学的收获远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也许在于，在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的同时，他获得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洞察力。读过他文章的读者也许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对经济问题分析之精辟和透彻，往往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及的。

一得到学位，张维迎就像一个刚得到驾驶执照的人，急切想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告诉那些正在“学开车”的人，如何“开好车”。他决心离开牛津回国任教，不仅为了自己的研究，也为培养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张维迎说，他回国后最尴尬的一个问题是别人问他为什么回来。）

为了更好地发挥回国人员的作用，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提高，他希望能在国内某个著名的大学内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要以归国博士为主的教学研究机构，为此他还专门给清华大学的校长写过一封信。不久他又先后遇到留美学者易纲和早先留学回国的林毅夫，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共同在北京大学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为兴奋的则莫过于北京大学的学生了，因为他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中心开出的许多课程非常受学生的欢迎，不少清华、人大及社科院的学生，甚至西安、上海等地的学生都专程赶来旁听。

张维迎为博士生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及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产业组织理论》均属最受欢迎的课程之列。他讲课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非常充实，逻辑性强，而且大部分都是国内学生以前很少接触到的。尤其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张维迎曾在课上说过，希望他的学生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训练能够基本不差于外国的研究生。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希望学生努力。对于有些学生认为讲课难度过大的抱怨，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希望我在课上端给你们的是一杯浓茶，你们回去兑上些水后还能觉出它的香；如果我现在就端给你一杯味道很淡的茶，那我实际上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对于那些肯在课后多花功夫的学生来说，他的“茶”确实是“味道好极了！”

张维迎教学之认真，在学生中是有口皆碑的。像他这样有相当知名度的青年学者，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社会上随时都有人找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又繁重，但他始终将教学放在第一位，他认为这是一个教师最基本的职责。为了把课讲得更精采一些，他经常备课到凌晨三、四点钟。笔者一次在北大研究中心采访，下午5点左右见张教授西装笔挺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张维迎已经吃了晚饭，在准备晚上7点开始的一次学术讲座。为了不耽误新入学的博士研究生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他曾拒绝了美国一个学院为期9个月、薪水6万美元的聘任。

他对学生非常热情，不论手头的工作有多忙，只要有学生找他，他都非常耐心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不少外地的学生慕名来拜见他，只要在学业上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总是助他们一臂之力，但当电视台或杂志社的记者要采访他时，他一般都予以拒绝，因为他“没有时间”。他非常平易近人，每个和他打过交道的学生，都对他的朴实和谦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丰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的态度，使他赢得了学生们的广泛尊重。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游学”的一些学生都感激张维迎老师。除了在北大开课外，他还为社科院研究生院讲授企业理论。此外，他还利用到外地参加研讨会的机会到高校做专题讲座。他每到一处，都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1995年10月，张维迎教授应邀到成都参加一个研讨会，笔者正好也去采访，他在成都呆了3天，除了开会外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四川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做了两场介绍经济学前沿的报告。每场都座无虚席。也正是在这两次讲座中，笔者有幸感受到了张维迎教授讲课的生动和严谨。

由于国内面向博士生的高级经济学教材非常缺乏，他在教学之余花了很大时间和精力从事教科书的撰写和翻译工作。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可以说是他的又一部力作。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近二、三十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经济学领域，199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授给了三位博弈论专家。

他的这本著作是国内出版的非合作博弈论的第一本教科书。而该书是作为在学术界非常知名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列”的一种，收录在该丛书中的前面几种大部分是翻译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所着的海外校最流行教科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少数国内学者所着并收入该丛书的教材之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博弈论的经典理论和应用例子。

事实上，当张维迎刚从牛津回来时，就将带回的许多英文资料介绍给感兴趣的同学、同事。在西北大学，博士生们告诉笔者，他们在一年前就收到了张老师寄来的关于信息经济学方面的英文资料。此外，张维迎非常热心地接受了让·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一书的校译工作。让·泰勒尔是一位享誉欧美的法国经济学家，曾执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在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管制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他的这本着作是目前国外最为流行的一本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也是博弈论应用于产业组织分析的一本典型性着作。由于书中大量名词都是首次翻译，该书的译校工作是相当繁重的，张维迎花了很大精力来从事这项工作。该书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它对于促进国内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必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张维迎说，他的成长离不开如何炼成、刘承思、朱玉槐，James Mir1ees，Donald Hay，Meg Meyer这样一些导师的言传身教，也得益于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等这样一些，“编外导师”的“指点迷津”。对自己的老师的最好的报答是教好自己的学生。他说，有时他感到有些内疚，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做得还没有自己的老师做得那么好”。他把他的新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献给所有教过我和将教我的老师以及所有我教过和我将教的学生”这句朴实的献词既表达了他对自己的老师的崇敬，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学生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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