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身体恢复了几年后，有一天，他向一位好友请教，内地有大学邀请他去教授历史，该不该去？这位好友劝他，何不去教中文写作或新闻传播，中国历史很多人都懂得，你毕竟是个写小说出身的。

        他听了没说话。1999年，金庸进入浙江大学，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担任博士生导师，招收「历史和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金庸对做学者的执念，或许与他的武侠小说屡遭批评有关。胡适曾在1959年台北一次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演讲中说，「现在有许多报刊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金庸随即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此后一生未提过胡适。狂人李敖也曾嘲笑金庸武侠品格低下，并抨击其做人「伪善」。王朔则说过金庸小说十分媚俗，「读了一天实在读不下去……情节重复，行文啰嗦。」

        所有批评过金庸写武侠小说不入流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他有着民国文人的那种隐忍，从不反驳，但在他心里会记着，君子报仇，几十年都不算晚，也正因于此，浙江大学的邀约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过了千禧年，身为浙大博导的他，开始频繁向媒体提及自己的另外一项工程浩大的计划：用白话文和小说体写一部《中国通史》。

        他的自信和雄心在那些年的采访中随处可见，「如果你将来看完了我写的《中国通史》，你就会了解我的历史观了。我试图采用一种新的观点，以中华民族的角度和观点去写历史，以前的历史书都是从汉族人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我认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团结。」

        「他一直比较遗憾的是，他做不了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他跟柏杨非常的好，柏杨死以前，他还到台湾去看他，因为柏杨写过《中国通史》，他是很佩服的。」陶杰说。

        浙江大学的博导之旅很快演变成一场纷争。金庸的博士生和社会舆论都对他感到失望，不满其教学方式，质疑其学术资格。《成都商报》当年的报道指出，「作为导师的金庸极少过问学生们的学业，除了带他们参加过『华山论剑』、『南湖论剑』这样的活动外，师生双方一个学期只见一次面，每次聊几个钟头，而正规的授课则从来没有过。」而学术界不少人则指出，金庸没有正规博士学位，不具备指导博士生的能力。

        2004年，深圳的一次采访，金庸赌气般地说道，「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我这个人当官，不行。拜师，我很愿意；让我教别人，我就不愿意，也教不来。」

        在之前劝过他的朋友眼里，这种结局是意料之中的，也强化了他心中对于学者梦的遗憾。人生信条是「做人要争气」的金庸在第二年远赴剑桥大学读历史，很快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硕博论文都是关于唐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80岁高龄去国外读书，在另一位朋友看来，这是属于金庸的纠结。「因为你放不下，你才去追求嘛……我们当时都劝他了，我说金先生，博士生街上到处都是，金庸只有一个。」

        陶杰则更为直接，「他有一个心结，早年写武侠小说，被许多学者看不起。60年代，伯克利比较文学教授陈世骧作为一个学者，写信说喜欢看《天龙八部》，后来书再版的时候，他（特意）把信附在书后面，那是一个情结。」

        「他去带博士生吃了亏以后，（心想）『死活都要在剑桥念个博士回来，给你们这帮王八蛋看，你说我不懂。』这是一口气，这也是他看不开的地方。」陶杰说。

        虽然金庸在武侠小说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他心中的人生目标还是做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不过，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很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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