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长河中，先哲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韩非子》即是其中一颗熠熠发光的宝石。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家、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及代表人物。《韩非子》是后人根据韩非的作品辑成，书中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作为一部“帝王之书”，《韩非子》中涉及到很多管理思想，即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亦不过时。其中，针对领导者(君主)的素质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论述。本文将对《韩非子》中涉及领导者素质的论述进行总结分析。

    作为组织正常运作和发展的发动者及推动者，领导者承担着繁重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其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的成败。所谓“领导者素质”，就是领导者在一定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实践锻炼和学习所形成的、在领导活动中经常发挥作用的本质要素。领导者素质是发挥领导功能的基础，决定着领导工作的成效，是形成领导影响力的主要因素，因此领导者的素质在领导活动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具备了良好的素质，掌握了领导方法，那么即便指挥千军万马也会面色从容，达到“有术而御之，身坐于庙堂之上，有处女子之色，无害于治”的理想境界；反之，即使身先士卒，事必躬亲，终生操劳也无法避免“身虽瘁臞，犹未有益”甚至是身死国灭的悲剧。

    提高个人修养，完善性格品质，对于工作和人际交往意义重大，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领导者的言行举止必然会影响群众、作用于社会，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决定着领导活动的成败，并且客观地反映着领导者政治上、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成熟程度。韩非认为，君主应该做事果断，立场坚定，性格沉稳，博学多识，言语谨慎，考虑周全，善于听取下属的意见，自信但不盲目自信，对待父兄大臣有礼有节，不杀戮无辜。他在《亡征》一篇中，对于可以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不良性格及品质进行了列举。“缓心而无成，柔茹而寡断，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蚤见而心柔懦，知有谓可，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轻疾而易动发，心愔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可见，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就要以高尚、成熟和完善的人格去要求自己、陶冶自己、考验自己，通过修心、养性、磨炼，逐步改变和弥补自身品行修养的缺陷，以促进自己修养境界不断超越。做到刚柔并济，怒不变容，喜不失常，能够控制语言，驾驭情感，检点行为，达到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境界。如果动辄“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的话，则会造成标准失衡，引发下级不满和管理混乱，导致“臣有叛主”。

    (一)谨慎

    谨慎是一种德行，也是一种生存技巧。君主的地位极为特殊，是君臣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他处在利害关系的中心位置，臣下都在打他的主意。“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要想不被蒙蔽、利用和操纵，必须时时事事谨慎。“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具体说来，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处理政务，都要小心：“是故明王不举不参之事，不食非常之食；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在作出赏罚决定时更要审慎，因为“上失扶寸，下得寻常”，要根据法律来确定赏罚，并把各种迹象放到一起比较查看，做到“无幸赏，无逾行，杀必当，罪不赦”。

    谨慎，还体现在口风严实，不轻易表现自己的喜恶或者欲望。君主如果不把对人臣的看法藏在心里却泄露给亲信宠臣，那些想进言的大臣必须先迎合亲信宠臣才能让君主听到自己的进言，这样忠臣离君主就越来越远了。“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所以，要“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为什么君主不要轻易表现出喜恶呢？“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也就是说，不管是表现出喜还是恶，要么节外生枝，要么下属心生怨恨。“故曰：去好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君主不仅要把喜恶藏在心中，更不要表现出欲望。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如果还没有了解好情况就先表现出意愿，就会被下级利用，再做这件事情不仅不会得利，反而会受害。“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要想见到臣下的本色，君主就要“无见其所欲”，“无见其意”。“见”即为“表现”，使其无法“自雕琢”，“自表异”。“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愚去智，臣乃自备。”这就是说，君主平时要保持一种虚静的态度，如果能达到“寂乎其无位而处，谬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的境界，就能做到以静制动，以无为促有为。

    谨慎，更是体现在不走极端。人只有在平和的心态下才能理智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头脑发热，心情急躁，很容易做出追悔莫及的决定。因此，善于自我培养的人会随时调节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性格。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戴柔软的皮革让自己舒缓一些；董安于心情缓和，所以佩戴绷紧的弓弦来让自己行动迅捷一些。“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高标准严要求，力求完美，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换个角度，过分要求完美有时也是一种走极端，也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韩非在《外储说左下》中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季孙喜欢养士，一生都很庄重。家居休闲时穿的衣服像上朝一样整齐。可他偶尔疏忽一次，衣着随意了一些，客人就以为他讨厌蔑视自己，结果私下交好怨恨季孙，找了个机会杀死了他。韩非提醒：“故君子去泰去甚”。也就是说做事避免过分，以免达到“过犹不及”的反向效果。

    (二)守信

    信用是做人的基本原则，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言必行，行必果”才能让下级信服。韩非在全书开篇《初见秦》中就对秦王谏言：“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他认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成。”在《韩非子》一书中，为了说明要守信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吴起须故人而食”，“文侯会虞人而猎”等。君主表现自己的信用，就要像曾子杀猪一样。实际上，在《安危》篇中，韩非向君主提出的保证国家社稷安全的七大“安术”之一就是“有信而无诈”。

    在管理中，信用主要体现在赏罚守信。御臣“七术”中的第三术就是“信赏尽能”。有功必赏，才能使奖赏切实起到激励作用，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有的领导喜欢许口头诺言，可是等部下真的做出成绩时，却又舍不得奖励了。比如说“推己衣衣之，推己食食之”的项羽，貌似仁慈，对手下关爱备至，而该论功行赏的时候，把官印拿在手中，棱角都磨平了也不愿意给有功之臣。难怪他缺乏夺得江山的气概。奖赏如果不能守信，不仅无法达到激励的目的，相反会使下级心生不满，消极怠工，甚至产生敌对行为。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地改变已经约定好的奖励方式。

    (三)节欲

    欲望是人之常情，但又常常是灾祸的根源。《扬权》篇中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酒肉虽然美味，却埋下疾病的隐患；明眸皓齿的美女，让人情欲欢悦却损耗精气。这里，韩非给我们提供了健康养生之道，但实际上更是在告诫我们，尤其是当权者，要节制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对权力和钱财的欲望。《解老》篇中说：“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因此，“祸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利”。可见，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诚然，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欲望是他们奋斗的动力。但是，对于领导者来说，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需要给欲望套上笼辔，否则，脱缰的欲望借助已有的权势将很可能把当权者带向不归路。修养的过程就是克己的过程，克己的过程就是抑制私欲的过程。“是以圣人不引五色，不淫于声乐；明君贱玩好而去淫丽。”

    (四)恬淡

    要做到不受外物的引诱，控制欲望，就要学会保持恬淡的心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保持一颗平常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却意义重大。因为“恬淡平安，莫不知祸福之所由”，“恬淡有趋舍之义，平安知祸福之计”。人只有在心情恬淡的时候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避免头脑发热，做出错误决策。圣人能够专心固守他追求与取舍的准则，不受外物引诱，做到“不拔”；神志专一，精神不被扰动，做到“不脱”。作为领导，每天面对纷杂的事物，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尤其要有“不拔”、“不脱”坐得住的功底。此外，还需要明确目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大事上，不被小事牵扯精力。韩非用楚庄王执掌朝政为例子，说明养精蓄锐，厚积薄发的意义。楚庄王回应右司马的劝谏时说：“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因此，老子说：“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五)自胜

    自我是最难战胜的。“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韩非引用了老子的话说：“自胜之谓强。”他用楚庄王攻打越国，杜子进谏劝其停止进攻的例子说明领导者冷静地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杜子曰：‘……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兵自败于秦、晋，丧地数百里，此兵之弱也；庄蹊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乱也。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楚庄王”比比皆是，别人的错误和弱点一目了然，自己的不足却视而不见。“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领导者整日被下属的阿谀奉承所包围，更容易迷失自己，丧失方向。所以，加强自身修养，及时而充分地认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做到“自胜”，是管理者“胜人”的前提条件。

    (六)去私

    要做到“恬淡”和“自胜”，必须要“去私”。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去除私心、摒弃私行，奉公执法，才能国治民安。《有度》篇中说：“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在用人方面，考察下级、进行提拔所依据的标准，绝不能依靠所传言的美誉或者朋党的举荐，“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这会助长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度，换句话说，是规章制度。要看被考察对象的工作实绩是否能达到所要提拔职位的标准，而领导者的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干部的任职，要做到公正公平。“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真正的人才不被淹没，庸才不会被误举，君臣之间关系明朗而单纯，一切用事实和制度说话，这才是“有度”的明主给组织带来的理想状态。

    二、领导能力

    (一)善于识才并用才

    领导者应胸怀宽广，识大体，务大局，善于听取借鉴别人的观点，而不会因为对方身份卑微或者个人好恶及私人情绪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行为。如《大体》中说：“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必载。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然而，只听取别人的意见还不够，他还要能够识别人才并授权。因为君主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的。善于识才并且用才是成功管理的关键。领导者本身不必是某领域的专家，但是他却知道如何领导管理专家，并集合各方面专家的才智去解决各种问题。《主道》篇对明君用才有所阐述：“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因此，领导者不需事必躬亲，但是处理各种复杂的事务却能游刃有余。然而，要让专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并且能有效地将各种措施付诸实施，领导者还必须赋予其一定的“势”，即权力，将其合理进行委任，不能手握大权舍不得下放。“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够做到“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任用人才并不意味着领导者可以完全放手，甚至放弃自己的决断力。用才，是指在具体事务上使用人才，但是在关键环节上，领导必须紧握自己的决断力，必须要有独自决断的魄力和能力，否则很容易被下级所操控，丧失对大局的把握。“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尤其在赏罚的决断上，君主要独握赏罚大权：“爱人，不独利也，待誉而后利之；憎人，不独害也，待非而后害之。然则人主无威而重在左右矣。”

    领导者要有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在考察人才时，要能看到表象后的真相，而不能只根据表象进行判断。韩非在《难三》中说：“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在庄严的朝廷殿堂上，即便是普通人也会恭敬肃立，而在自己家里，即使是曾参，史鰌这样仁义的典范也会懈怠轻慢。所以在一个人恭敬肃立的时候观察他，不是他的真实表现。对于下级来说，面对领导的考核，更是会刻意修饰自己的言行。所以，即便是亲眼所见，也不能作为赏罚判断的全部依据，而要辅之以各种侧面调查和暗中观察。

    识别人才重要，识别奸臣更加重要。韩非打比喻说：水能灭火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把锅子放到中间，水被烧干也灭不了火。这是因为水丧失了灭火的基本条件。法律能够禁止奸邪，但如果掌管法律的大臣做着锅子一样的事情，就阻断了法律禁止奸邪的途径。那么君主制定再好再完善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因此识别奸臣是君主的要务之一，而现世的情况是，“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也就是说法律禁制的，都是些地位卑贱的小民，起到锅子作用的关键人物却不受控制。这种允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的国家绝不是好的国家。所以君主的要务是“治吏不治民”。

    (二)赏罚要依据法度

    赏罚要守信，更要依法。理智的领导者，不是“慈悲为怀”的唐僧，而是铁面无私的包公。判断是非和确定赏罚，不能掺杂个人的仁义和爱惠之心，也不能凭主观的好恶和臆断，必须依法行事。只要做到“赏罚随是非”，“死生随法度”，“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尺寸而无意度”，下级才不会怀有侥幸心理，不敢逾越法律。不讲究“法”的仁义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功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是以无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韩非认为，看起来仁慈善良的君主，恰恰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待？”

    (三)目光敏锐，头脑警惕

    虽然领导者不需事无巨细样样过问，而要大胆合理地任用人才，将权力下放，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无所事事，坐享成功的管理，相反，他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问题，审时度势。他尤其要有敏锐的眼光和警惕的头脑，能够审慎观察，防微杜渐，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把矛盾问题尽早消灭于萌芽状态，“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商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会惶恐不安，因为使用了象牙筷子，必然就要用犀角美玉制作的杯盘，就要吃牦牛、大象和豹子的胎儿，进而衣服要多层华美，宫殿要高大宽敞。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尽天下的物产也不能满足他的贪欲。“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无下不足也。”在《喻老》篇中，韩非举了些例子来说明要谨慎地对待容易的事情以避免灾难，警惕细微的漏洞来远离大祸的重要性。“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紧接着，韩非又举了扁鹊见蔡桓公，而后者讳疾忌医，最后病入深灶而身死的例子。韩非借此把世事的福祸比喻成身体的疾病，告诫君主要及早发现问题，处理矛盾，解决问题。“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韩非进一步用老子的话来验证这一观点：“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谋也”，“见小曰明”。

    敏锐的眼光和洞察力还表现在面对混乱的局势和纷杂的情况，要有能力提纲挈领，了解事物的本质，着眼问题的关键，从根本入手解决问题。这需要把握大局的宏观视野，往往是区分智者和庸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韩非说，要想加固房屋，就要致力于堵塞墙壁的缝隙和洞穴，而不能把力气花在无谓的涂饰上；要排除眉睫的灾祸，就不要希冀孟贲、夏育那样难得的勇士；要谨慎防备内患，而不只是在边境修建坚固的城墙；重视身边的贤臣，无需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

    三、领导者的导向作用

    打造一个健康的组织，首先要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氛围。管理者要注意组织中各种元素的导向作用，特别是领导者个人的导向作用。因为领导的榜样力量对员工有着巨大的影响，无论是其言行、好恶还是用人都将对员工起到一定的标杆作用。《外储说左上》篇中说：“世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如果君主喜欢言辞巧辩，群臣百姓说话就都深远宏大；君主崇敬迂远的行为，大家的行为都脱离世俗。君主不重视实用性，就会出现“荆棘上刻猕猴”的骗局和“白马非马”的无用学说。对于领导者的导向作用，韩非引用了孔子的比喻：“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领导者的个人爱好及兴趣有着社会性和导向性，是一种非直接领导因素的导向。因此，促进健康的组织文化首先就要求管理者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检点自己，培养健康有益的爱好兴趣，正确发挥领导者的积极导向作用。《外储说左上》篇中的齐桓公好服紫的故事就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一)不轻易暴露个人爱好

    领导者应该培养健康有益的爱好，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却不应轻易暴露自己的个人兴趣喜好，避免下属费尽心机迎合领导，蒙蔽其双眼，使其无法根据下属的实际工作能力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和考核。“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效”，即“显露”、“呈现”的意思，如果群臣的真实心理不显露，君主就无法区分鉴别属下了。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其观点：越王勾践欣赏勇士，众人就不畏死；楚灵王喜欢细腰美人，楚国就有了许多经常挨饿的人；齐桓公嫉妒男子而沉溺美色，竖刁就割掉自己的生殖器来求得管理后宫的机会；他喜欢美味，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熟了献给主子，可桓公最后却落得死后尸虫爬出户外都没有人埋葬的下场。这就是君主将自己的情欲爱好展现给群臣导致的祸患。在《奸劫弑臣》中，韩非亦说：“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在现代的组织中，这样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领导喜欢养花，结果手下个个情趣高雅，痴迷花草。领导喜欢网球，下级都爱好运动，尽是网球迷。在这样费心尽力的迎合之下，领导者在考核提拔下级时就很难保持一个公正的心态，根据“法”来行事。

    (二)勤俭节约同时具有经济头脑

    领导者要勤俭节约，省民节用。自古以来，没有任何社会的道德观念是以铺张浪费为荣的，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倡导勤俭节约。韩非也没有忘记提醒君主们，“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他认为君主的奢靡浪费是国家灭亡的征兆之一。当今的中国，浪费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地方乱上项目、重复建设，某些领导干部不惜民力、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领导者要时时处处讲节约，把勤俭节约的意识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杜绝奢侈之风的蔓延，从自身做起，带动整个社会勤俭节约风气的形成。

    勤俭节约是良好的品质，而具有经济头脑则是一种素质。领导者不必是精明的经济学家，但一定要有基本的经济意识。韩非批评了这样的领导人：做决策时只注重收效，而不注重成本，不做成本收益核算和对比，这样的领导，是昏庸愚蠢的领导。“惑主不然，计其入，不计其出，出虽倍其入，不知其害，则是名得而实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如果支出大于收入，甚至是收入的数倍，那么就是“名得而实亡”，“功小而害大”。他明确指出：“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谓功。今大费无罪而少得为功，则人臣出大费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做事一定要全面考虑“费”(成本)和“功”(收益)，不要被结果的表象所蒙蔽，要头脑清晰地审视光鲜的结果背后的花费。只有功大于费时，事情才有经济上的可行性。领导者的这种经济意识也要影响并带动下级，促进整个组织的经济效率。

    (三)破除迷信

    迷信是历代君王固有的陋习，目光锐利的韩非在《亡征》中提醒君主：“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赵国钻龟卜筴，打算北伐燕国，占卜的结果大吉，结果却反被秦军占领了都城。可见，“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占卜鬼神不足以帮助人谋划战争的胜负，星宿的左右向背也无法帮助人们决定战争的结果。韩非说，依靠迷信占卜的人，再愚蠢不过了。然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相信迷信，尤其是领导者的迷信活动，劳民伤财，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组织利益，败坏社会风气，祸患无穷。除了破除迷信之外，领导者做事要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无论费多少功也无济于事。“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羡也；丰年大禾，臧获不能恶也。以一人力，则后稷不足；随自然，则臧获有余。故曰：‘恃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

    (四)目光长远，清正廉洁，嗜鱼而不受

    做领导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能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决策要有利于组织的长期发展和整体发展，不能以牺牲大局为代价来获取短期利益。“饕贪而无餍，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韩非在《说林上》中用卫人嫁女的故事警戒君主。“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也。”愚蠢的卫国人没有意识到，女儿这“小金库”的代价却是其终生的婚姻幸福。韩非讽喻，处在官位上的臣子，都是短见的卫国人。这个故事给我们启示：做任何事情，领导者都应先确认正确的目标，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以确保自己及组织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才是根本。推而广之，政府的本分是发展经济，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做到国治民安；企业的本分是生产合格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并取得相应的利润，获得长久发展；职业经理人的本分就是在其位谋其政，为企业创造价值，增加效益……如果谁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就会像那个卫人的女儿，虽然暂时“满载而归”，但失去的是其长久的幸福。

    卫人嫁女的故事，同时也是韩非对贪官的教育。贪污腐败是历朝历代政府管理的重要问题之一，韩非在《外储说右下》中用公仪休拒鱼的故事再次向贪官们诚恳地予以告诫。“‘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则虽嗜鱼，此必不能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我能常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公仪休坦言，拿了别人的钱财不免受制于人，受制于人就会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或者违背法律法规的事情，违背法律法规，则将被免官问责，到头来得不偿失。对于领导者来说，个人爱好不再是单纯的私事，如果不加节制，处理不当，就会被钻空子，受人利用，终究要酿成大祸。厦门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曾经嚣张地扬言：“我不怕任何干部，就怕干部没爱好。”作为领导人，一定要正确处理爱好和工作的关系，适时加以节制，控制对物质的贪欲，以免落得既吃不到别人送的鱼，自己也买不起鱼的悲惨境地。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重温《韩非子》，里面所散发的智慧仍然给我们很多警示和启发。作为管理者和领导者，深深领悟其中散发的思想闪光点对于提高自己的素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