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曾被人们奉为至理名言，后来却成了批判的靶子。因为，据说它使我国古代百分之九十五的知识分子中其毒害，产生了对权力场的异常的亲和力，终生为敲开仕门而奋斗。此风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不教自会的本能。

    听起来真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仔细想想，又似乎有好些疑惑，值得研究。

    “学而优则仕”的原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的，全文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对这两句话的含义，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是这样解读的：“优，有余力也……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意思是说，当了官的人再学习对当好官更有帮助，有了学问去当官可以检验其学问是否渊博、实用。朱熹是把“优”作余力解。如果仍作“优秀”解，按照古代字书的释义，“则”可以是连接词“即”，也可以是语助词“者”，因而可作如下解读：当官当得好的人注重学习；学习学得好的人可以当官。不管那种解读，重点都在“学”字上，这和孔子的“学而时习之”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把重点转移到 “仕”字上，认为学习只是为了当官，显然是误读。

    学而优是文明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中国之所以被称作“文明古国”，就是自古以来都注重学而优，这才创建出了灿烂辉煌、万古长青的文化宝库，为世人所景仰。打开这座库门，到任何一个角落去走走，都可以见到无数的兴师、重教、善读、贵学的光辉记载和动人典范。正如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说的：“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

    学而优当然不就是为了当官。荀况在他的《荀子·大略》中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学习得好，可以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当然也可以做官，但前提都是要学习得好，要“学而优”。抱着私心杂念，把“学”作为仕途的敲门砖，作为获取私利的手段，从来都是人们鄙夷不屑的。用孟子的话说：“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孟子·告子上》）

    按照儒家思想，学而优的终极目的，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礼记·大学》的解说是：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学习，就是研究事物以获得知识。这一段话的全部意思是说：要通过学习，增长知识，端正思想，加强修养，从而管好家，治好国，使得天下太平。

    “仕”的内涵是责任加权力

    当官，当然要有一定的权力。但不能简单地在官和权力之间划等号，似乎当了官，手中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任何一个官吏，首先是要肩负一定的职责，从而在履行职责的范围内行使相应的权力。不论大官小官、文官武官，不管他站在什么样的岗位，职责都是为国为民，尽忠职守。自古以来，所有仁人志士，都懂得“民为国之本，国以民为基”的道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国家的兴衰总是和人民的命运紧紧地扣在一起的。

    所谓的“产生了对权力场的异常的亲和力”的人，“终生为敲开仕门而奋斗”的人，就是犯了“简单地在官和权力之间划等号”的错误。如果一个人是抱着责任感和史使命感去敲仕门，就应该另作别论。古往今来，在我国的官场队伍中，为国为民、尽忠职守的“仕”是不少的。否则，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无从写起了。

    翻开史册，相当多的仕而优者可圈可点。三千多年前西周的姬诵（成王）、姬钊（康王）父子执政，国力强盛，天下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春秋时期的管夷吾，任齐国上卿（丞相），力主改革以富国强兵，“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把齐国建成了春秋时期的第一强国，齐桓公尊之为“仲父”。战国时期的公孙鞅，辅佐秦孝公变法图强，为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史称“商鞅变法”。再如西汉时期的桑弘羊、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代的狄神探（仁杰）、宋代的包青天（拯）、元代的耶律楚材、明代的戚继光、明末清初的郑成功……这些仕而优者，不论是文官武官，都不是在玩弄权力，满足私欲，而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为民做着应有的贡献。

    “士”和“仕”应该而且可以良性结合

    有人说，在“学而优则仕”的诱惑下，一些文人不安于“士”之位，不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做诗写文章，偏要去奔“仕”途，插手政治，染指权力，结果走上了不归之路。

    南北朝写山水诗极其漂亮的头牌诗人谢灵运的下场，据说就是一个范例。只因他心太野，手太长，到官场去戴上了官帽，结果把脑袋掉在了断头台上。要是他不去当什么官，老老实实地写他的山水诗，其成就一定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但如果进一步考察一下，谢灵运之掉脑袋，并不是“学而优则仕”的过错。虽然他的山水诗写得很好，被誉为中国山水诗鼻祖，但没有做官的素质，甚至缺乏一个普通人都应有的谦虚谨慎的品质。古人说他“为性偏激，多愆礼度”、“博而无检”、“纵放为娱”、“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宋书》）；“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有今人说他“像是美国的嬉皮士，在杂乱的市井小店喝得烂醉如泥，扯袖作笔、撒尿磨墨、以墙为纸……甚至醉后脱光了衣服裸奔。”（《疯狂的贵族——谢灵运的嬉皮生涯》，载互联网《煮酒论史》）。如果有了学问，诗写得好了，就骄傲，就狂，实是学而不优，不但不能为“仕”，也说不上是完美和高尚之“士”。

    三国时期的玄学家何晏的下场也能说明问题。何晏少小就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有道德论及若干文赋著述问世，也算是有名之“士”。曹丕、曹睿对其浮华、颓废作风看不上眼，未予任用，到曹爽秉政时，却官至吏部尚书，风云一时。后被司马懿所杀，夷三族。此人“美姿仪而色白，犹如敷粉；好服妇人之服，行步顾影”，人称“傅粉何郎”。问题还不仅在于轻薄、风流与好色，更严重的是兴清谈风，倡“寒食散”（又名“五石散”，一种自虐药物，大约和鸦片、海洛因、冰毒、摇头丸之类相似），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大的危害。他的被砍头，被夷三族，有人认为，其悲剧在于不该做官。说他坐了近五十年冷板凳，一肚子不平，倒获得相对的放浪形骸的自由，一旦卷入政治漩涡，就不由自己了。其实，这样的人，本属社会败类，文章再写得多，也非学而优之士，更不说当官了。其悲剧不是做错了“官”，而是做错了“人”。

    根据谢、何等人的下场，就说文人不能搞政治，就说“学而优则仕”的“玫瑰色美梦”做不得，是不科学的。

    还有人认为：“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是票友性质，不能正式登场的。”其实不然。例如曹操。曹操是士，是名副其实的诗人、文学家，并非票友；曹操也是仕，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也非票友。一身而二任，看不出有什么不相容。曹操杀过人，但并非因为他们是士、是文人。曹操奉行的“唯才是举”的干部路线，反倒是“学而优则仕”的具体体现。历史上一身而二任的名人不胜枚举，诸如唐宋八大家、苏门四学士……文章写得好，诗写得漂亮，又都做过这样那样的官职。事实证明，士和仕之良性结合，不仅可能，而且应该。这种良性结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

    仕必学而优是一条科学的干部路线

    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学而优的管理人材，是不可想像的；让胸无点墨、愚昧无知的“阿斗”当家，是活不下去的。这个道理无须多说，谁都明白。只有那些抱着私心杂念，以满足私欲为追求目标的官迷，才把获取权力看作是一种享受，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

    做官是责任加权力，首先是责任。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当官之士，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为例，这个十二岁就能文善诗的文学天才，一生著作甚丰，至今尚存诗歌九千余首和数十个文集。除在文学上有杰出的成就，在抗敌救国的仕途中，始终充满了慷慨激昂、拥马横戈的爱国主义精神。临去世之前，还留下了一首《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的活到老学到老的品德，也为当官的文人树立了典范。在任隆兴（今江西南昌）通判时，写过一首《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高梧策策传寒意，叠鼓冬冬迫睡期。秋夜渐长饥作祟，一杯山药进琼糜。”试想，头顶白发尚挑灯夜读；为了明日还有公务在身，这才控制读到二更时分；肚子饿了，就喝杯山药粥。这种勤学苦读的精神，不值得那些不要正经学问的官迷们脸红么？

    “仕必学而优”，是一条合乎科学的干部路线。在全国人民为贯彻科学发展观，向更高更宏伟的建设目标迈进的时候，用仕必学而优的精神，建设好我们的干部队伍，也应该是大事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