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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景川:儒家修身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文章来源:学友推荐  作者:杜景川  编辑:admin
    (杜景川,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我国传统文化中各个重要思想学派都十分重视修身理论研究,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孔子、孟子对修身之道都有大量的论述,《墨子》、《庄子》、《管子》等经典著作中也都列有《修身篇》。从各家经典著作中的有关理论可以看出,修身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指导约束下,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品格,亦即思想品德的自我教育、自我培养和自我提升。儒家讲修身是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修身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准备,打基础,所以修身的内涵就包括了如何确立人生追求,如何处理德才关系、人己关系、义利关系、上下尊卑关系,如何对待穷达进退、荣辱贵贱,如何做学问、长才干,总之是关于如何做人处世、如何成为治国安邦之才的道理。儒家修身理论在中国传统修身理论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精华对当今的道德教育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一、儒家修身理论源远流长

    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有关修身理论的内容非常丰富。《尚书》中记载的皋陶之言“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1]《诗经》中“百尔君子,不知德行” [2]的诗句,都说明在春秋之前及春秋早期,由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社会伦理道德状况也日益复杂,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已深为社会关注,有关修身的理论研究已经发轫。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战乱不止,社会动荡,人心惟危,圣贤先哲出于对人类生存、社会治乱的忧虑,深入思考人的生存与发展、个人与社会、邦国的关系等问题,认识到个人修养的重要性,提出了各种修身理论。孔子反复对弟子阐述“修德”、“正身”、“修己”的道理,《论语》中提出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修己”即修身,“安人”、“安百姓”即有齐家治国之意。孟子明确提出修身的概念:“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3]《荀子》一书列有《修身篇》,强调修身必须以“治气养心”为主,修身可“配尧禹”,可“横行天下,虽困四夷莫不贵”。 [4]这些论述提出了修身的根本宗旨和总的原则,成为以后各个时期修身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可见,在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已包含了修身理论的核心内容。

    秦汉以后儒家修身理论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彰显。秦汉之际的《大学》提出了“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思想,既讲清了修身与齐家、治国的关系,又明确了修身的根本问题是“正心”,标志着儒家修身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汉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中列有《身之养重于义》、《仁义法》、《必仁且知》等篇,主要阐发孔子的修身理论,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义与利、“正己”与“安人”、“安天下”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其独到之处。从此,儒家修身理论开始由一家一派之理论转变为统治者向全社会推行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宋明理学兴起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成为伦理道德研究的主题之一,也成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统治者也视其为治国御民之良策。宋代儒家集大成者朱熹,对历代修身理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尤其是在他与吕祖谦编订的《近思录》中,列有《存养》、《改过迁善克己复孔》、《齐家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君子处事之方》、《圣贤气象》等篇,对宋代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修身理论梳理归纳,具体详尽地回答了修身原则与修身方法等问题,把修身必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归结为至高无上的“天理”,主张通过去除奢欲,苦心克治,使自己的本性符合“天理”的要求,比较完善地建构起了儒家修身理论体系,受到统治者的肯定,也受到社会和思想学术界的推崇,进一步确定了儒家修身理论的正统地位。

    明清时期儒家修身理论发生了重大转折。明代早期,朱熹的修身理论仍大行其道。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他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个人修养上更为强调“心”的作用,即通过去私欲之弊,明“心”之本性,即可臻于至善。其《传习录》中有不少论述儒家修身理论的内容,主张事君、事父、交友、治民都要“纯乎天理之心”;做人要立志、守志,“持志如心痛”,“像道家所谓‘结圣胎’一样”,他特别看重静思内省在自身修养中的作用。明清之际至清代中晚期,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加深,儒家日益重视对儒学流弊的反省与批判,修身理论发生了积极变化,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魏源等人先后抨击儒家空谈性理、游谈无根、不接世事、溺于虚文的迂腐学风,力倡“崇世致用”、“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以造就补益世事、有功于社稷的人才。近代革命兴起以后,儒家修身理论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一起失去正统地位,但是它在道德教育中的有益作用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重视。历史事实说明,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儒家修身理论形成了阔大的体系,丰茂的内容,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道德教育资源。

二、儒家修身理论的丰富内涵

    客观地讲,在儒家修身理论中,有许多内容具有普遍意义,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5]“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6]“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7]“我善养吾浩然之气”,[8]“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9]“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0]古今中外都认为这些思想是有益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至理名言。有些内容虽被封建统治者利用过,也应历史地对待,如“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主要伦理规范,在今天,对“三纲”所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仍应深刻批判,而对“五常”,即仁、义、礼、智、信,通过赋于新的时代意义,仍可对个人道德修养有所裨益。从历史作用看,儒家修身理论长期处于传统道德教育和社会教化的主导地位,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敬业乐群的美德;舍身取义、急赴国难、维护统一的爱国情怀;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清正廉明、执法如山、爱民利民的官德政风;中国在世界上所久已享有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美誉,都与儒家修身理论的倡行密不可分。当然,对其时代的局限性及消极作用也应清醒认识,比如,过于轻视功利,不利于经济发展;过于强调虚静内省、直觉感悟,容易造成定性定量的分析思维不发达;过于强调明哲保身,慎言慎行,往往使人谨小慎微,不敢为天下先。由于儒家修身理论的内容及其历史作用的复杂性,对它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错误的,只有站在新时代的高度,结合新时代道德教育与研究的需要,对其进行客观地耙梳分析,才能正确认识其精华的因素。

    能否在当今时代的道德教育实践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亦即能否古为今用,应该作为认识儒家修身理论的根本原则。那些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对无数志士仁人精神品格的养成,对社会进步、政治清明、富国兴邦、抵御外侮内患有积极作用的嘉言懿行,无疑应是其精华;而那些虽然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过,但通过还其本来面目或重新阐释,在新的时代仍有积极作用、仍有生命力的修身理论,也应属于其精华部分。以这个观点分析各个时期儒家修身理论可以发现,它们都多少不同地存在着精华的因素,对当代道德教育有积极意义。归纳起来,下面几个方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儒家修身理论中的精华。

    (一)关于修身的意义。儒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修身,认为修身是个人作为、家庭和美、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从不同角度提出修身为本的思想。《中庸》言:“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11]《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12]强调修身为理家治国各种事务之首要任务,修身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做人之根本。在今天,我们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解与古人有根本区别,但从个人发展来说,想对国家和社会有作为、有贡献,必须以修身为根本、为起点;从国家社会发展来说,各个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是国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这个道理仍然是不错的。现在我们讲以德治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批判继承。以德治国必以德治官,以德治民,以德治商,以德治教,这一切都要从修身立德做起。

    (二)关于修身的目标。历代思想家、志士仁人对怎样做真正的“仁者”、“君子”、“志士”、“英雄豪杰”多有生动深刻的论述,反映出他们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实际上也是他们追求和倡导的修养目标。孔子、孟子、朱熹的有关思想至今被视为做人之镜。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 [13]“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14]可见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知”、“仁”、“勇”兼具的修身目标,这是圣人、君子型的人生追求。孟子强调“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为之大丈夫。” [15]他主张做人要胸怀坦荡,正气凛然,不畏邪恶,激浊扬清,这是一种做大丈夫的人格和气慨。张载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6]这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是一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志士仁人理想和情怀。这些关于精神境界和做人品格的思想是民族精神之魂,启迪了一代代圣哲先贤、志士仁人的心灵,是儒家修身理论中极其宝贵的内容。

    (三)关于修身的具体要求。

    为了实现修身目标,历代思想家提出了非常周全而具体的要求,学问道德、立身处世、言谈举止、衣食住行无不备细,它们曾被视为达到修养目标的阶梯。其中有些内容由于时过境迁,已无现实意义,而下面一些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在现时对我们修养道德、成就事业仍有积极意义。

    发愤苦学,锲而不舍。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17]荀子说“学不可以已”。 [18]学习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之始,这是古今皆同的道理。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学习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孔子提出的学习精神、学习态度仍需坚持,乐以忘忧,发愤忘食地学习尤有必要。古人讲学习往往强调学习伦理道德知识,而轻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这是一大缺陷。现在我们应该对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都给予足够重视,在学习过程中将二者结合起来,使之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全面发展。

    涵养省察,慎独自律。“吾日三省吾身”, [19]“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慎其独也”。 [20]这些话反复强调的一个道理就是,修身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心血来潮做几件好事就能成功,它必须经过一番真心实意的实践和磨炼工夫,实现做人品格与精神境界的提升。这就需要经常省察反思,时时慎独自律。省察反思,是从内心深处自讼自审、弃恶从善的积极过程,哪怕有时十分痛苦、懊悔,但确实能够提高道德修养认识,强化道德修养意志。慎独自律就是要自觉约束自己,人前人后、有无监督都不为缺德不义之事。今天的社会比古代更为复杂,各种不良引诱因素也更多了,为了防微杜渐,筑牢思想防线,尤需这种自我省察、慎独自律的精神。

    躬身践履,知行统一。孔子要求君子“言忠信,行笃敬”, [21]“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22]荀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 [23]朱熹主张,“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 [24]周敦颐也说过:“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25]这说明知行关系是被历代思想家视为修身的关键问题,他们以自己的睿智提出种种见解、学说,诸如行先于学、学止于行、知先行后、知行合一、行先知后等,这些观点从认识论角度看都不免有偏颇之处,但从道德修养的角度看,重视“行”或知行相符是不错的。“行”是“知”的目的,“知”只有落实到“行”上才有实际意义;“行”也是“知”的必经途径,真“行”才能真“知”。古人斥只“知”不“行”者为“大伪”,为“陋”,今天人们对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也十分不屑,“行”为根本,以“行”立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无论古今都是道德修养的关键一环。

    推己及人,爱人、容人、助人。孔子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学生子夏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6]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7]这表明儒家把“爱人”作为道德修养的最基本内容,这是一种宽广博大的爱,对整个人类,对自己的同胞、同事、亲属都要有爱心,并要以己推人,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多做利人、助人之事。现在推己及人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思想界的推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利而利人,换位思考,求双赢、多赢,对解决各种矛盾、冲突,保持互利共存、团结合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修睦讲信,和平相处。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 [28]《礼记·礼运》中说:“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 [29]善于相邻相处、修好关系,善于化解矛盾、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长远需要。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不义而富、不义而强从来不能长久,“争夺相杀”终究要自食其果。现在世界越来越小,个人、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更为广泛、紧密和复杂,更应眼界宽广,胸襟阔大,与人为善,协和万邦,睦邻友好,和平相处。

    自立自强,自强不息。《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0]孔子要其弟子效法颜渊“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31]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特征,在中华民族战胜分裂、战胜危亡、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发挥了精神支柱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在每个人的人生征途上,都会存在巨大的困难与曲折,秉持发扬这种精神是取得成功和胜利的重要保证。

    私不害公,利不害义。《诗经》有“夙夜在公”的诗句。[32]《论语·述而》中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3]《孟子·离娄章句下》中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34]桓宽《盐铁论》说:“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 [35]传统的尚公、贵义精神应当予以肯定和弘扬,因为我们处在发展商品经济时代,私而忘公、私而损公、“临财苟得”、见利忘义的现象日见严重。当然也不能偏向另一个极端,公而灭私,义而灭利,这样做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是无益的。要提倡正确的公私观、义利观,合理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

    特立独行,不唯上唯尊。孔子主张,“当仁,不让于师”,([36]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37]韩愈认为:“士之独立特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38]有人认为传统道德只强调服从、驯服,唯唯诺诺,这是不全面的。孔、孟、荀都主张为学要有独立见解,大事大非面前讲原则。平时生活中讲谦让、礼节、恭顺,亲亲忠君,而在事关道义的情况下,应敢于谏、诤、辩。在当今时代我们强调独立人格,敢想、敢说、敢做,也应注意协调上下关系、内外关系,善于合作共事。

    荣辱不惊,穷达不变。荀子说:“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 [39]桓宽在《盐铁论》中说:“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 [40]自古成大事必怀大志,执劲节,不为宠辱荣患损其身心,乱其方寸。这并非是盲目乐观,而是坚信事物前进发展的辩证规律,经得起困难、逆境、挫折的考验。在从事正义事业的过程中,不管遇到多么难以预料的困难,都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毅然挺立,奋勇前行,赢得胜利,这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所必备的修养功夫。

    与时偕行,把握机遇。《易传》说:“君子尚消息盈虚”,[41]“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42]孟子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速则速”。[43]《张载集·正蒙》中说:“唯君子能与时消息”,[44]“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45]《白居易集》卷四十四中说:“夫时之变,事之宜,其间不容息也。先之太过,后之则不及。故时未至,圣贤不进而求,时既来,圣贤不退而让。盖得之则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则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46]修身不仅要敦品砺行,还要增长人生智慧,迂阔无智,不通世事是修身大忌。要能“与时消息”,“与时偕行”,认清时代发展主流,掌握时代发展脉搏,并据之制定自己的人生战略。还要能做到“时中”,及时调整行动策略以适应所处环境条件的变化。抓住机遇,排除风险,获“不怠”而事半功倍之效。“时中”观念对于重大决策尤为重要,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时轻率冒进,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时代变化发展了,还拘泥于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思想同样会贻误事业。

三、儒家修身理论的当代价值

    儒家修身理论具有突出的人文精神特征,这与儒家所一贯重视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一脉相承的,《孝经·圣治》中记载:“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47]《周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48]因此,儒家修身理论的要旨是尊重人、爱人,对人要有仁、有义、有礼、有诚、有信;个人的价值要通过对家庭、社会的作为来体现,作为家庭成员要为家庭负责、尽义务,作为社会成员要在尽忠报国、利济苍生方面有所作为。为达到这些目的,要“克己”、“修己”、“约己”、“治性”、“正心”,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这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人乐群精神。处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道德教育状况日益复杂,儒家修身理论的这种人文精神特质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一)在当代道德教育中的补偏救过作用

    现在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不少人主张从孔子思想中寻找解决时弊的良方,国内高等学校近几年兴起修身热,各行各业都在强调道德修养问题,这足以表明修身理论精华在当代的作用和意义。在西方,多年来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思想盛行,引起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国内,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精神面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变化,但是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也逐渐严重起来。在青年学生中受科学主义、个人主义、功利思想影响,存在着偏重自然科学知识,而轻视人文知识的现象,一些人连最起码的个人修养方面的事都做不好,引起人们纷纷议论,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会做人,岂会做事”等等。一些人在人生目标、理想追求上也存在唯个人功利是趋的倾向。国内学者近几年呼吁:“要避免培养‘人文残疾人’”,“目前社会潜伏着某种人文危机,人文教育已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49]西方一些从事教育思想研究的学者也认为,人文素质与科学素质是人生两大支柱,缺一不可,“科学本身无法认识人、知识、道德的价值,它也无法发现生活的真理。”[50]因此,在青年学生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任务,儒家修身理论中的精华无疑是进行这种教育的好教材,应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在社会上,道德失范,物欲膨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为害日劣,触目惊心。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制度、靠法律,而还要靠德治才能标本兼治。儒家修身理论中整体利益观念、义利观念、戒奢戒贪、公忠爱国、自律内省的观念,对解决上述问题都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实践证明,对于这方面的一些道理,从个人修养角度讲比一般性的说教更有说服力。有了正确的人生追求,提高了做人的品格,就会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有些人在道德方面出问题,并非是对有关道理不明白,有的人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讲得更好,但他们没有在道德修养上下真工夫,没有深厚的道德情感和坚强的道德意志,经不起消极因素的腐蚀引诱。传统修身理论比较重视解决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问题,所以对解决目前社会上的道德问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二)儒家修身理论精华对当今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它是一种集权威灌输和主体认知为一体的道德教育思想。权威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主张,人们应完全服从由权威制定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具有外在灌输、外在约束的特点。认知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主张,人的道德教育要依靠主体认识、主体自觉自律。在实践中,前者易导致方法简单、生硬,不利于鼓励个性发展和独立思考;后者易导致自由放任、不守规范,不利于道德的养成。儒家修身理论既强调道德规范的无条件接受服从,也强调主体的省察认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偏执一端的问题,较为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其次,它既具思辨性、哲理性,又具直观性、形象性。我国古代思想家不乏思辩能力,他们从哲学高度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问题,眼界宽,气魄大,思想深邃,言简意赅,令人折服,而其表述却往往比较简约、直观、形象,诉诸情感,易于为人理解接受,在感情深处引起触动。古往今来,有些道德教育理论从学术上看思辨精密,见解高深,但社会影响不大,实践效果不明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儒家修身理论对社会上下各个层次的人都有深刻的影响。这就启发我们,在道德教育研究中,不仅要重视理论思辨,也要重视实践思考,不仅要有理论建树,也要有实际可行性。再次,儒家修身理论中的精华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有着很强的影响力,还在于它有着强有力的传播载体,譬如:思想家、教育家奔波周游,聚徒讲学;志士仁人的以身躬行,为天下倡;统治者通过考任官吏、公私学校设立有关课程等方式加以推行;多种形式的社会教化,如《三字经》、《千字文》、家训、格言、谚语、联、扁、牌坊等对人们的思想浸润。上述几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在今天的道德建设中思考和借鉴。

注释:

[1]《尚书正义·虞书》,《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2]同上,《毛诗正义·雄雉》卷二。

[3]同上,《孟子·尽心章上》。

[4]《荀子·修身篇第二》,《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9页。

[5]《论语·雍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6]同上,《论语·述而》。

[7]同上,《论语·里仁》。

[8]同上,《孟子·公孙丑上》。

[9]同上,《论语·离娄上》。

[10]同上,《论语·告子下》。

[11]同上,《礼记·中庸》。

[12]同上,《礼记·大学》。

[13]同上,《论语·颜渊》。

[14]同上,《论语·子罕》。

[15]同上,《孟子·滕文公下》。

[16] 朱熹:《近思录·为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7]《论语·述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18]《荀子·劝学》,《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7页。

[19]《论语·学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20]同上,《礼记·中庸》。

[21]同上,《论语·卫灵公》。

[22]同上,《论语·宪问》。

[23]《荀子·大略》,《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页。

[24] 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9页。

[25] 朱熹:《近思录》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26]《论语·颜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27]同上,《孟子·梁惠王上》。

[28]同上,《论语·里仁》。

[29]《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30]《周易上经》,《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31]《论事·子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3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33] 同上。

[34] 同上。

[35]《盐铁论·地广第十六》,《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页。

[36]《论语·卫灵公》,《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37]《荀子·子道》,《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38] 韩愈:《韩昌黎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39]《荀子·大略》,《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

[40]《盐铁论·地广第十六》,《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页。

[41] 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51页。

[42] 同上,第327页。

[43]《孟子·公孙丑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44]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页。

[45] 同上,第17页。

[46] 白居易:《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6页。

[47]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

[48] 同上。

[49] 李燕:《光明日报》,2002年4月16日。

[50]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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