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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清华讲座:人文奥运的理和礼
文章来源:学友推荐  作者:彭林  编辑:admin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此文系作者在清华大学的讲座)

    各位同学,晚上好。“人文奥运的理和礼”,是主持今天这场讲座的同学给我出的题目。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什么是“人文奥运”的目标?第二,为什么举办北京奥运要提出礼仪教育的问题?我很愿意就这两个问题来和大家做交流。除此之外,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国古代的体育精神,可能大家很少听人说过,等我讲完之后,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一、 什么是人文奥运?

    从1992年起,我国政府和人民就开始申办北京奥运,期间曲曲折折,艰辛得很,居然用了8年的时间才获得批准,为此耗费了庞大的资源。为了办好北京奥运,我们还要建设许多比赛场馆,今后的投入还会更多。时下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投入产出比”。这是一个商业运作的术语。投资做一个工程或者项目,要做到投资尽可能少、产出尽可能多,反之就会认为是失败了。北京奥运的投入如此的巨大,我们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换句话说,北京奥运,我们究竟要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必须把它想得很透彻,想得很清楚,否则,将来就没有办法来评估这届奥运是否成功。

    最近媒体上对北京奥运的讨论非常多,许多人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多拿金牌和把握商机上面。因此,我们先要来谈谈奥运金牌和奥运商机这两个问题。

    在北京办奥运,中国运动员场场都是主场,可谓占尽先机,金牌肯定会拿得比较多。奥运会是竞技运动比赛,就是要拿金牌的,否则还办它做什么?可是,拿金牌又是为了什么?我想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为此,许多运动员得了金牌,都会将国旗披在身上向观众致意,主办单位向运动员颁奖时,也都要为获奖者升国旗、奏国歌。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需要振奋民族精神。但是,平心而论,我们的金牌选手,都是从儿童时代就从事专业训练,由国家花费重金培养起来的。我们中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农村的许多中小学里,连起码的体育器材和运动场地都没有。尽管我们已经变成了金牌大国,但远远不是体育强国。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过于看重金牌,就会带来许多副作用,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谈到。

    有许多人认为,奥运会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产业,奥运可以为主办国带来巨额的商业利润,这也是许多国家积极申办奥运的重要原因之一。海内外的许多商家看准了这个机会,正在跃跃欲试,想要利用这次奥运大展身手。能在北京奥运中赚到钱,当然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可是,这不是我们申办北京奥运的主要目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闾邱露微在报纸上发表谈话说,她曾经亲眼目睹国际奥委会宣布由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的历史性场面,以及大厅内中国代表欢呼的动人情景。她说大家决不是为了钱在欢呼,而是为了国家的地位和尊严在欢呼。我非常赞成她的见解。国际奥委会表决的那天,我恰好在台湾,我从电视里看到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成了欢乐的海洋,那画面令人终生难忘。我想,当时大概很少有人是为了钱在欢呼的。

    我国政府没有说要把北京奥运办成金牌奥运、利润奥运,而是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目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想,实现绿色奥运的目标并不困难,北京市政府不仅早有规划,而且大家都已见到了成效。对于我们来说,科技奥运也不是什么难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距今已经40年,“神五”也已经成功升天和回收,运动场上那点技术问题是难不倒我们的,我们只会做得更好。难就难在人文奥运。应该说,奥运无论在哪个国家举办,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差别主要是是在人文奥运上。奥运是否成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看主办国是否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本国的文化与历史。我认为,人文奥运看起来比较“软”,不像建体育场馆那么“硬”,但在实际上,它是最最紧要的,值得我们很好琢磨。

    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尽管许多人成天喊着“人文奥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弄懂人文奥运的真正含义。比较普遍的一个理解是:所谓人文奥运,就是让老外来看看我们的天坛,看看我们的八达岭,看看我们的故宫。其实,这些人在对人文奥运做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忘记了一个词:人文日新。天坛、故宫、八达岭,是凝固了的历史文化,或者硕士物化了文化,它们的价值是证明过去了的文化。即使它们遭到破损,需要进行修复,也必须保持它的原貌,整旧如旧,对文物的任何翻新,都是对它的破坏。如果故宫之类的文物就是人文,那么,你就没法解释“人文日新”这个词。所以,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呢?这需要从词源上讲起。为了说清楚“人文”这个词,我们还需要对一个与它密切相关的词——“观光”进行正名。

    人文一词,源出于《周易》的贲卦,这一卦的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看到,“人文”一词是与“天文”相对的。天文和人文,对于上古时代的为政者来说,是最根本的两件大事。上古社会是农业社会,是要靠天吃饭的,只有时刻观察天文,才能正确而及时地把握气候的变化、节气的转换,否则,农业就要欠收,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经济基础,那么社会的安定就没有了前提。这种状况,即使是今天的农村,也还是如此。“文革”期间我在江西很多年,江西农民春季插秧,必须在5月1日之前全部插完,所以有一句口号,叫“不插五一禾!”老俵说,同样的秧插在两块田里,一块是五一前就插了的,另一块是五一后才插的,到了秋收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两块地的产量可以相差很多。所以,天文是非常要紧的。

    但是,光是注意天文是不够的,一个社会的进步,除了物质的发展还必须要有精神的发展。我们去博物馆可以看到,即使在石器时代,人也不是吃饱喝足了就行了,人是有精神追求的,他不但需要有项链、指环、各种佩饰来打扮自己,而且需要制作艺术品来满足自己的审美需求。不仅如此,人人有思想,会思考问题,会在生活中积累和提升为某些理念,并且会用它去处理周围的事务。人的这些需要,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

    但是,人的思想千差万别,非常复杂,如果不加引导和疏通,就会出问题,甚至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为政者来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关注人文。这里的“人文”一词的含义,古人有很明确的解释,就是“文德之教”,具体来说,就是用礼乐来教育民众,使他的精神面貌不断变化。所以,所谓“人文日新”,是指人不断不断接受教育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这种教育不是空洞、苍白的说教,而是寓于民众喜闻乐见的礼和乐当中,让他们在潜移默化地被道德所“化”。儒家喜欢用的“教化”一词,就是这个意思。人文日新,是指人的精神通过,人人被化,则天下大化。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观乎人文”的下面要用“以化成天下”一句了。贲卦彖传这段话,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说得非常的简明透彻。可见儒家很早就认识到,要使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注意提升民众的精神境界,并且用它来引领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来讨论“观光”这个词的本义了。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都会觉得奇怪,难道我们居然连“观光”这个词都不懂?不就是旅游吗?北京到处都是观光客、观光团,不就是来游历名山大川、文物古迹的吗?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样解释“观光”还就是有问题。“观光”这个词,源出于《周易》里的观卦:“观国之光。”,原意是观习国之礼仪。观光就是观国之光的约语。这里的国之光,说得明快一点,就是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气象,就是国家的人文之光。古代中国是特别重视人文教育的国度,所以每逢外出,总是把参观和学习对方民众的好风气放在主要的位置。古书里常常有“到上国观光”、“到大国观光”之类的话,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游山玩水的意思。我这样讲,可能大家还是觉得玄,怎么会把观光与道德气象联系到一起呢?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下面我说一个故事。《史记》里记载,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天下怨愤。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笃行仁义”,所以民众都心附于他。文王继位后,继续用道德来收揽人心,威信很高,于是“诸侯皆来决平”,就是说,诸侯之间发生争端,都会找文王做裁判。这里有一件著名的事件。当时有一个虞国,地望大致在今天山西的平陆县;另有一个芮国,地望大致在今天陕西的大荔县。两国的国君,为了争夺一块田地而发生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于是想起了文王,他们就一起去找文王评理。走到周的地界,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感到非常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我们所争执不休的私利,正是周人所感到可耻的东西,我们还要去找文王评理吗?那岂不是自取其辱?于是,他们转身回国,通过互相谦让解决了争端。文王没见他们的面,不但把问题解决了,而且影响了虞、芮两国的风气,这就是“上国之光”的力量。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谈什么是“人文奥运”了。在我看来,我们的人文奥运,应该是要体现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尤其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济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近一二十年中,我们喊得最多的口号之一,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我们在许多省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只不过是把“中国”二字换成了省名,愿望和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要做到,谈何容易!中国怎么走向世界?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不知凡几,人家哪有时间来专门认识你?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的议员,没来过中国,或者根本不了解中国的,为数并不少,遑论其它国家和地区!可是,北京奥运给了我们一个“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绝佳机会。届时,世界各国所有的媒体都会把镜头对准中国,中国将会由此走入亿万世界居民的视野。五湖四海的观众和游客将云集北京,并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将用自己的耳、目、口、手,来感受和触摸一个鲜活的中国。

    如果我们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礼仪之邦的形象,一个人文日新的大国风范,世人都相信中国确实是一个和谐的、和平崛起的国家,那么北京奥运就是成功了。今后谁再想靠操纵媒体来贬低中国,欺骗舆论,就很难得逞了。

    那么,有同学会说:“照你这么讲,金牌就不要了?”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奥运金牌当然是要的,而且多多益善。奋勇拼搏,勇夺金牌,本身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金牌又可以反过来振奋民族精神。我们在争夺金牌的过程中,也要显示大国风范。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说邓亚萍有一次跟一位韩国选手决赛,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方打了一个擦边球,但裁判没看到。邓亚萍立即对裁判说:“这是一个擦边球。”后来教练称赞邓亚萍做得对,体现了一个大国运动员的风范!如果邓亚萍故作不知,那么这块金牌拿了也不光彩,我们的形象也就没有了。我们争奥运金牌,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上。金牌要靠实力去争,而不能靠小聪明、小动作,或者靠观众起哄,那简直就是抢金牌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以前有些主办国为了争得好名次,甚至有买通裁判之嫌。有些犯规动作,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裁判偏偏说没有看到;犯规的运动员也装得没事一样,这是非常让世人看不起的,也是有损国家形象的。

    二、为什么北京奥运前要进行普遍的礼仪教育?

    刚才我们谈了人文奥运的“理”,“道理”的理;下面我们来谈人文奥运的讲“礼”的礼貌的“礼”。从我们前面的介绍大家已经知道,“人文”与“礼”是密切联系的,要谈“人文”,就一定要讲到“礼”。如果说“人文”一词还是属于理论上、认识上的问题,那么“礼”就是属于实践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我们只有不到四年的时间了。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照道理来说,要办人文奥运,正是我们的强项。可是,遗憾得很,近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极端偏激的态度,把它当作沉重的历史包袱,总是想丢掉它,甚至不惜对它进行扫荡和摧残。一百多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更是屡屡受到抨击,被指责为“吃人的礼教”,是“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甚至与将礼与奴隶制划等号。人们曾经用非常幼稚、甚至是非常无知的眼光来看待礼。比如说,人和人见面,干吗要行礼,干嘛要鞠躬?鞠躬不就是卑躬屈膝吗?“文革”中,“大老粗”是褒义词,是光荣的。举止粗鲁、说粗话,成了无产阶级的“本色”,是引以自豪的表现。久而久之,礼就日益远离了我们,我们由此生活在了一个没有礼的社会。殊不知,大凡文明一点的国家都是有礼仪规范的,没有礼的社会是失范的社会,是有问题的社会。很多同学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也不觉得什么。其实,问题已经严重到令人焦虑的程度了。

    我们先来看国内。礼的作用之一,是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而要和谐,就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各种关系。比如一件涉及到对方的事情,就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纠纷。知书达礼的人,懂得尊重他人,懂得谦让,先人后己,处处把对方放在优先的位置。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礼让”,就是这个意思。礼仪也不存在了。

    我们许多人恰恰不懂这一点,处处与人争抢。不守秩序,已经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等候汽车,即使只有两个人,也不肯排队。公共汽车一来便往上挤,一步也不肯让。现在北京的马路也越修越宽,可是堵车也越来越严重,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驾车者不懂得礼让,超车、加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一次,我坐朋友的车外出,车快到西苑附近的一个三叉路口时,突然走不动了。下车一看,原来是许多车挤成一团了,彼此犬牙交错,谁也不肯让,结果谁也走不了。这种人为的混乱,我想大家都见过。

    外国朋友到中国,最反感现象恐怕是随地吐痰。咱们学校新闻传播学院有一位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的老师,她说回国以后,最看不惯的是随地吐痰。她住在清华北门,每天骑车到办公室去,距离不远,几分钟就到了,可是就这么短的路程,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至少10个人随地吐痰。她的话一点也不夸张。我们甚至在公共汽车里,都可以看到有人往车箱里吐痰。有外国人称中国是吐痰的王国,称北京是吐痰的国都,真是令我们汗颜!一个非典,我们民族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可是居然连一个随地吐痰的毛病都没改掉,真是悲哀。在社区,许多居民不重视他人的感受,乱丢垃圾,践踏草坪,蹲踩公共座椅,大声喧闹,不尊重他人的休息权利。

    礼是要讲尊重的,如今孩子不懂得尊重父母,学生不懂得尊重老师,尊重是通过礼仪来表达的,在大学校园里,有师生礼仪吗?没有。学生给老师起绰号,恐怕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些学生上课迟到了,旁若无人的、大摇大摆的走进来。有的穿着皮鞋,也不知道放轻脚步,咯噔咯噔地走着,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有的听课时打手机、嚼口香糖。回答老师提问时,有些人都不愿起立。一个普遍缺乏尊重的社会,能说是和谐社会吗?

    一些公众人物的素养也比较差,比方电视台的播音员,面对广大听众不行礼,只是直挺挺地端坐着,说一句“晚上好”。节目刚播完,他们就当着听众的面收耳机线,或者互相闲聊(笑),这种对观众的不尊重,已经到何等的程度!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不觉得这是很失礼的行为。但是你到日本和韩国看一看,他们的播音员一定首先是深深地向观众鞠躬,然后才说问候语。

    礼仪交往是要有敬语、敬称的,日本、朝鲜教孩子学礼仪,都是从敬语开始的。他们的敬语,都是受古代中国的影响才出现的,可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中却几乎没有了。彼此的称谓,除了喊了几十年的老张、小李、师傅,再就是这些年兴起来的先生、小姐,而这些称谓的含义非常混乱,比如“小姐”,有时是贬义词,你叫她小姐,她会非常生气,可是又没有可以替代的称谓。没有了成系统的敬称。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国际形象。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钱多了,到美国、法国、香港去旅游的越来越多了,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可是由于行为粗俗,举止不文雅,国外民众和媒体的反应让我们非常失望。例如,我们有一个旅游团参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在里面大喊大叫,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结果被人家轰出来,说你们根本就不配来参观这么高雅的地方。这些年到香港旅游的人数激增,我们的游客对于复苏香港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可是他们的做派,往往显得没有教养。我在电视里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在维多利亚湾,一排旅游团的人脱了鞋坐在水泥栏杆上,任凭一双脚在空气里涮,香港人见状,人人侧目而视,掩鼻而过。最近《环球时报》有一篇深度报导谈到,欧盟整体对华开放仅仅一个多月,法国媒体就有报道称,“如何解决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带来的新问题,如不遵守公共秩序、不讲卫生、损害公物等,将是法国社会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些人在国外的表现如此,在国内的行为如何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从小没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受过礼仪教育。

    改革开放以后,旅游业已经上升为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柱产业。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旅游行业的硬件,无论与世界上哪个国家相比都不差。我们饭店设施,普遍要比香港、台湾、韩国、日本好,而且价格便宜。可是,我们的旅游业投诉是最多的。我们的导游、宾馆里的工作人员素质普遍较差,对人没有礼貌,不知道怎样尊重客人。北京市的各大饭店、商店,墙上都贴着十个字的礼貌用语“对不起,谢谢,没关系,您请”。我看了之后,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啊!这十个字是礼仪用语的ABC,如果把这十个字说好了就是礼仪之邦了,那世界上礼仪之邦可就太多了!问题是我们连这十个字都说不好,这能叫五千年礼仪之邦的“首善之区”吗?

    还有更令人生气的,比方说中国民航。我以前有个韩国留学生。我问她寒暑假回国坐哪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北京到汉城有三家航空公司:大韩航空,亚细亚航空,还有中国民航。她说都是坐大韩航空,或者亚细亚。我说,你为什么不坐中国民航?我们国航是全世界安全系数是最高的公司,为什么?因为稍微有点问题就不飞了,所以很少出事。不料她回答说:中国民航的乘务员没有礼貌。我感觉很惊讶,情况有这么严重吗?后来我把三家航空公司都乘坐了一遍,我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第一次去汉城,坐的是亚细亚航空的班机,一进舱门,乘务员个个都是毕恭毕敬地向乘客鞠躬行礼,那真是客气!等乘客坐好后,乘务员又递上小毛巾给你擦擦脸,这种方式当时内地是很罕见的。这一方小小的毛巾,乘务员都是用双手递给乘客的,而且微微有点鞠躬。给乘客送东西也都是这样。回顾而我们民航的乘务员,都是笔直地站在机舱门口,嘴里说着“你好”、“欢迎”,但是都没有肢体语言,显得没有热情和诚意,大概不愿意对客人“卑躬屈膝”吧。给客人递东西,有时简直就是扔给你的。送客饭的时候,也非常失礼。我有时坐在靠走廊的位置,乘务员会让我帮着给坐在窗口的乘客递盒饭,我就遵命递过去了。她说,对不起,还有一盒呢,于是我又帮她递给我旁边的乘客(笑)。当然,我没有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下过乡、当过工人,什么苦没吃过?递几个盒饭算什么。可是人家外国人就不这样想了,人家化了那么多钱买了这张飞机票,人家是来享受服务的。人家可没有义务来帮你工作。国航的这份工资是发给乘务员的,你怎么能让人家来帮着递饭呢?现在国际航空业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些著名的航空公司都是靠服务质量吸引乘客。而我们的民航似乎浑然不知,服务质量上不去,怎么能指望有好的发展呢?

    行为失范和道德水准下降,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病。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大家想想,如果这些现象得不到纠正,到2008年,金牌拿得再多,钱赚得再多,只要我们国家的形象被毁掉了,那么,这个损失比什么都严重。你不是要走向世界吗?就这样走向世界?你不是要别人了解你吗?就去了解这样的东西?!这场奥运就算是办砸了。

    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了礼,就谈不上“人文”二字。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社会做重建“礼”的工作。怎样重建“礼”,可以有两种不同层次的做法。一种做法是立足于应付北京奥运,为了这个目的而推行的礼仪,只求外表好看,顾全面子,而没有道德内涵。这样的礼仪教育,实际上是一场“全民秀”,礼仪不过是面具,奥运会开完了就可以丢掉,一切都回到原样。另一种做法是立足于国家的长远发展,立足于切实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质,而把奥运会当作一个契机,在这一目标下推行的礼仪教育,注重培植人的内在德性,奥运之后,它依然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我想,大家都会和我一样,主张采取后一种方法来推行全民族的礼仪教育。

    人文奥运是一个可以凝聚全国的民心的目标,围绕着这一目标,我们可以解决许多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极佳好机会。抓住这一机会,赶快把礼仪教育推行开来。四年时间,最低的限度,我们也可以学会谦让,学会在公共场合保持安静,懂得什么是优雅。剩下的事情,在奥运会之后还可以接着做。只要接着做,就有希望。

    推行礼仪教育的工作是如此的重要,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们应该怎样投身其中呢?这是需要各位很好地思考,并且要见诸行动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北大和清华各提出过一个口号,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北大提出的口号是“振兴中华”,清华提出的口号是“从我做起”。(笑)这两个加起来就非常好。所以我想借助于我们这个“时代论坛”,借助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来呼吁一下,如果大家赞同我以上所讲的东西的话,我们能不能“人文奥运从清华做起”!诸位是社会精英,要有“为天下先”的理念。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些行为规范?比如说,在校内骑车速度不能太快,到十字路口要礼让。一辆汽车开进校内,到处有限速的提示牌,可是不少同学骑车,速度比汽车还快,这样不安全,也不尊重他人。我在主干道上骑车,常常感到提心吊胆,生怕被冲过来的车撞倒。我们人文学院有好几个老师被学生撞过。不光在校内,我们清华的学生走出去,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不光有知识,而且有文化自觉。我们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徐葆耕老师,快七十岁了。有一次我在去北大做讲演,途中遇到他,他问我讲些什么,我说礼仪文化。他说:“这太重要了,应该讲!我经常在清华门口坐公共汽车,车上有不少清华、北大的学生,可是从来没人给我让过座!”我们的教授出门,自己的学生连让个座的都没有,这就很糟糕了。所以,我希望推行礼仪教育要从自己做起,从我们学校做起!通过每一位同学的行动,来改变学校和社会的面貌,一起来实现人文奥运的目标。

    三、当前礼仪教育存在的问题

    为了办好北京奥运,现在有关部门正在下大力气开展文明礼仪的教育。这种活动不能说没有一点成效,但是在我看来,至少存在以下三个的问题,如果不引起注意,就有走入歧路的可能。

    首先,我们向民众普及那个民族的礼仪?大家知道,礼仪是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的文化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与某个民族打交道,最先接触到的,就是服饰和礼仪。服饰和礼仪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我们一提起阿拉伯人、非洲人、东南亚人、欧洲人,除了肤色之外,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的服饰和接人待物的礼节。礼节是民族成员互相认同的重要标志,什么民族行什么礼仪,这是不能错乱的,因为礼仪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只有那些没有自己礼仪的民族,或者试图改变自己的民族属性的人,才会去奉行别的民族的礼仪。

    我们刚才谈到,现在社会上已经没有礼仪规范可以遵循了,那怎么办呢?于是有些从事或者热衷西方礼仪的先生,就到处推介西方的商务礼仪,不少宾馆、公司、机关正苦于职工礼仪素质低下,所以非常欢迎这类礼仪,并且积极地加以推动。我看了一些礼仪教材,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编的、教育部门编的,甚至是礼仪学校编的,大同小异,几乎都是西方商务礼仪的翻版,比如怎么穿西装、怎么打领带、怎么化妆,哪只手拿刀,哪只手拿叉等等,几乎没有中国人的东西在里面。诸位,不知你们意识到没有,如果把迎接北京奥运变成一个在中国普及西方商务礼仪的运动,中华礼仪从此与西方礼仪划上了等号,这个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西方礼仪国度,那可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也非常搞笑的问题啊!

    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礼仪吗?怎么可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我们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中华礼仪是全世界最为系统、最为成熟的,看看今天的韩国和日本的礼仪,就可以了解中华礼仪的大致面貌,因为他们的礼仪几乎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中华礼仪才出现了不断衰落的局面。其原因,一是与近代中国的这段特殊历史有关,因为国家当时处于不正常状态;二是与怀疑一切、打到一切的极“左”思潮有关。这两种因素交杂在一起,传统文化就很难有容身之地了。现在的形势已经变了,我们理应正本清源,借着北京奥运的机会,重建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礼仪,这才是正确的举措。如果借此机会来用西方礼仪来覆盖我们中华,那么不管这些人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是在消灭我们的民族礼仪。

    有人说,北京奥运有四方宾客来北京,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礼仪。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逻辑。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交往时用怎样的礼节,是有一个原则的,那就是客人一方必须尊重主人一方的礼仪。我国古代就有“入境问俗”的规定,进入对方的辖地,首先要询问对方的礼俗,这是为客之道。今天,我们出国之前要了解到达国的习俗,也是这个道理。“入境问俗”的原则,是当今世界遵循的原则。世界上又有哪个民族是没有自己的礼仪的呢?外国友人来中国之前,同样要学习和了解中国人的礼俗,并且要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避免做出伤害主人情感的事来。2008年北京奥运时,我们是东道主,我们理应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方式,而不是用外国人的礼节,来热情接待四海宾朋。

    现在有些人不厌其烦地在教大众怎么吃西餐,怎么拿西式餐具,并且美其名曰:学会款待外宾。这种理由是似是而非的。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宣示,我们中华民族不需要别人尊重,我们出国用外国礼仪,外国人来中国也用外国礼仪!外国人到中国来就应该入乡随俗,使用筷子。大家想想,我们到外国人家去作客,他们不都是让我们用刀叉的吗?周恩来生前出访的国家非常之多,但从来不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改变行生活方式。如果对方吃饭是用手抓的,那么他也一定和主人一样用手抓饭吃。记得“文革”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剧本叫《白求恩大夫》,里面有这样一个场面:过年了,白求恩在百姓家里吃饺子,可是,他笨拙地用筷子夹饺子,可是怎么也夹不到嘴里。他看到主人家的小姑娘灵巧地夹起了饺子,惊讶地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天才的外科医生!”白求恩是外国人,但他并没有要求主人为他准备刀叉,这是他尊重中国人的地方;主人也没有因为他是外国人,而为他准备刀叉,因为客随主便,这是尽人皆知的待客之道。

    我有一位朋友,是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教授,她跟我讲了自己做过的一件“蠢事”。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去高雄,为了盛情款待他,就请他在当地一家最好的西餐店吃饭。结果是钱也化了不少,可是人家不领情,说:“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这种东西我在美国天天吃。你应该请我吃台湾民间的小吃。”外国人来中国,是体验中国文化的绝好机会,无论是进餐还是娱乐,他们都会希望用纯粹的中国方式的。其实,我们出国何尝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前往的国家,风土人情都和我们一样,那谁还有兴趣去?

    非常有趣的是,北京有一家媒体宣传人文奥运,在一段时间内,每天用一个版面的篇幅来介绍外国礼仪,今天是西班牙,明天是比利时,后天是瑞典,没完没了。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是北京市民要组团到这些国家去旅游吗?显然不是。是为政府部门做迎宾准备吗?也不像,因为政府外事部门有礼宾司,这些事情不用外人操心的。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迎接外宾吗?那就更奇怪了,老百姓总不可能系统学习了列国礼仪之后才能“持照上岗”吧?此外,假定有五个不同国别的游客访问一位北京老百姓的家,那主人该如何招待他们?以我之见,不管来自哪一国,统统请他们吃饺子,而且一律使用筷子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准备刀叉、西餐,但是外宾一定会高兴。

    最近,媒体上关于国民礼仪教育的报道越来越多,热点之一是外国人教中国人礼仪,有一则消息说,有德国人教某地的中国人如何文明如厕。听起来真是惭愧,我们的国民怎么连这种知识都要外国人来教!难道我们自己没有进行这种教育的能力?还有一则消息说,有一位从英国归来的中国人,开了一个礼仪培训班,教中国人学习英国礼仪,目标是要达到能与英国女皇一起进餐的水准,收费标准是每人900美元。如果办班人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这样做,但如果是出于改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而这样做,那就有点匪夷所思了。礼仪教育,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取法于某个西方国家?

    照我们目前的礼仪教育的势头,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向世人展示中华民族的礼仪,那么,北京人文奥运,我们国家的文化主体究竟何在?如果在北京奥运期间,以文明古国自居的中国到处流行欧美礼仪,那将是非常丢人的一幕!那将成为旷世笑料、千古奇谈!我们不禁要问:到时谁来负这个责?

    其次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要推行礼仪教育?大家都会说:是为了迎接北京奥运。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不能算是全对。因为,如果这样回答算全对,那么,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如果2008年北京不举办奥运会,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推行礼仪教育?

    在我们看来,礼仪教育,是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2008年我们办不办奥运会,这项教育是一定要排到议事日程中去的。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达程度,并非只是看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的水准,看GDP的高低。那只是一个方面的指标,还有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层面的状况,包括受教育的程度、道德文明水准、人文关怀的有无等等,其中不可或缺的具体指标之一,是礼仪文化。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文明低下的社会,是残缺的社会,文明发展不完整的社会。礼仪是进入文明阶段的人才有的行为准则,它展示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和深层理念。没有礼仪文化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社会。不懂得礼仪文明的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明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刻薄地咒骂我们千年积淀而成的礼仪文化,认为它是虚伪的形式主义,无补于我们的社会进步,因而几乎将它抛弃殆尽。现在我们终于尝到了失去了它的苦头,道德文明的滑坡和社会生活的无序,严重损害了国民的形象,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迎接北京奥运,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提升全民族礼仪文明水准的一个契机,使我们看到了礼仪文明的重要性,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因此,如果看不到礼仪教育对于国民素质的重要性,而把目光仅仅盯住2008年的北京奥运,那么,就会把礼仪教育看作是应付这场盛会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为了民族的长远发展。那样做,无异于把迎接人文奥运变成一场“全民秀”,北京奥运结束之后,一切依旧,行为粗俗、随地吐痰、不守秩序,一切故态复萌。我们不仅欺骗了四海的宾朋,也欺骗了我们自己。更加严重的是,由于这场“全民秀”嘲弄了全民学习礼仪的热情,在可以看见的时期内,人们将很难把它再次点燃起来。

    第三个问题是治标不治本。中华礼仪最显著的特点是,讲究内外兼修,不仅要求言谈举止上温文尔雅,循规蹈矩,而且内心要有鲜明的德性。用先秦儒家经典《礼记》里面的一句话来表述,就是“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辉动于内的德,是言谈举止处处合于礼的原动力,也是礼之所以合于理的根本原因。

    而时下的礼仪教育太过注重形式,而比较忽视行为主体的内在道德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礼仪教科书,有把礼表面化、工具化的现象,比如教握手,要求手伸出来的距离,要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比方说35度。否则就是不合格。双方的手相握,只能停留3秒钟,否则也是不合格。如此等等。有趣的是,对于微笑也有规定,有一本礼仪书上说是不能露出牙齿。还有一位先生到我们学校做讲演,对微笑所下的尺度却是露出六颗牙齿。有一天北京某主流媒体在头版刊登了一条类似于喜讯的消息,说是今后考核公务员的微笑是否合格,已经有了可以检验的标准了。不知这家报纸是把不露牙作为标准,还是把露出六颗牙作为标准?不过,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如果闭着嘴不露牙,根本就笑不出来,或者只能是皮笑肉不笑。而一旦张开嘴笑,就不能保证只露出六颗牙。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的标准,我居然不会微笑!

    这种礼仪教育,用来培养宾馆服务员可以,用来培养青少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就肯定行不通,那样的话,人都要被训练成机器人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样进行国民礼仪教育的。这类商务礼仪,注重外表和形式,很少或者根本不关注学习者的内在素质。我们在许多宾馆门口见到过许多女服务员,他们衣着华美、举止得体的,可是谁见了都没有亲切感。

    由于时间关系,这方面的内容无法展开来谈,但是要请同学们回去很好思考,我们究竟应该在怎样的层次上学习礼。

    四、中国古代的体育精神

    最后,我来谈谈自己对中国古代体育精神的看法。假如我是一名外国记者,2008年我来北京采访,我一定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不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吗?那么,在古希腊开创奥运会的时代,你们古代有体育运动吗?如果有,那么有体育精神吗?如果有体育精神,那么与古希腊的体育精神相比,你们的特点何在?各位同学,如果问道你们,谁能把这些问题回答出来?如果你们都回答不出,那人家就会说我们的五千年文明就是吹牛了。

    我们古代有没有体育运动,当然有,比如汉唐的时候就盛行打马球。那个时候一到中秋节或者端午节,人山人海的打马球,很有群众性。但是,古希腊的第一届奥运会是在公元前776年,我们晚了好几个世纪。我们再看文献记载,战国时期临淄的“蹴鞫”,就是最原始的足球运动,非常流行。国际足联经过调查、论证之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是足球运动的故乡。战国时代是在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它比马球的年代要早得多,但还是比古希腊奥首届运会晚。奥林匹克起源时期相当于我们的春秋时期。那么,春秋时期有没有体育比赛呢?回答是肯定的:有!在春秋时代,每年的春、秋,中原地区各乡、各州都要举一种称为“乡射礼”的体育比赛。

    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弓箭作为打猎和战争的重要武器,就为人们所掌握了。中国射箭技术之高,在世界上也是闻名的。在汉字古文字里,“侯”字是一个会意字,画着一块布,也就是靶子;还有一个“矢”字,也就是箭,最早选军事领袖,是根据射艺高强与否来决定的,射中者为“侯”。这就是“诸侯”的“侯”字的本义。夏朝有羿射九日的传说,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春秋时期楚国神射手养由基,能在百步之外射中柳叶,而且百发百中。养由基的射技,不仅体现在准确性上,他的臂力也非常惊人,能一箭将绑在一起的七副盔甲射穿。这种以比赛武力为主的运动,在儒家的影响下,逐渐演变成为礼射,将礼乐教化与体育比赛完美地糅为一体的运动。

    乡射礼的地点在乡校,射手们按照实际水平分成两队,每次各出一人比射。乡校的正北,有一座堂屋式的建筑,选手在堂上并排而射。箭靶与堂上的射位南北正对,间距是一把弓长的80倍。报靶、计算成绩,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体育比赛,它的年代与第一届奥运会相当,甚至更早。

    我们先来扼要地了解一下乡射礼的主要过程。乡射礼的射箭比赛一共进行三轮,称为“三番射”。第一轮是教练,由一名担任司射的人做示范,并宣布比赛规则。这一轮是试射,所以不管射中没射中,一律不计成绩。第二轮起,属于正式比赛,凡是射中者,工作人员要用算筹记录成绩。第三轮比赛时,乐队演奏规定的乐曲。这些乐曲都选自《诗经》,内容纯正高雅,节奏中正平和。射手要按照乐曲的节奏、跟着鼓点发射,这是检验你的身心是不是和谐。这样子射中了才是最难的。如果没有按照这一要求去做,即使射中了也不计成绩。最后,工作人员宣布比赛结果,负方饮罚酒。

    下面我们来看看,乡射礼提倡的体育精神与古希腊奥运会相比,有哪些不同。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奥运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强。”所谓更高、更快、更强,这三个东西都是就人的体能而言的。为什么古希腊人要这样强调体能呢“我想有两个原因,首先,古希腊处在城邦时代,城邦与城邦之间彼此征战不息,为了提高战士的战斗力,不得不强调人的体能。第一届奥运会的五项运动,摔交,射箭,丢标枪,扔铁饼等,实际上都是军事体育。其次是宗教原因,古希腊处在神话时期,人的思想、精神、灵魂是由神来管的,所以奥林匹克竞技场设在奥林匹亚山的神庙下。奥运会的目的之一是媚神,在神面前展示自己的健美。我们中国不然,我们早在西周就脱离了神话时代、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中国人的灵魂是要自己来管的,人要道德自律,没有神看着你,自己要把握好。这和古希腊是大不一样的。怎样把握自己?要通过礼。礼是道德的具像,是道德在人身上的体现。没有礼,道德就是一句空话。用一句古话来说,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乡射礼所蕴涵的人文精神非常丰富。比方说,要取得比赛的胜利,首先要外体直、内志正,儒家的礼仪教育,特别强调形体和心志的正直,在这里儒家巧妙地把比赛时候的形体要求与道德要求融会在一起。其次,既是比赛,就会有竞争。乡射礼提醒射手,要尊重竞争对手,彼此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当双方拿了箭上堂,要互相谦让,请对方先走。上堂的台阶比较狭窄,只能走一个人,那么先上去的人要等后来的人。射完了下堂,两个人还是要彼此谦让,请对方先走。下堂之后,遇到下面一对正要上堂的选手,彼此要作揖致意。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意思是说,君子是不会与人作无谓的争斗的,如果一定要说与人争高下的话,那就是射箭比赛吧!不过这种竞争,是与对手揖让着上堂,比完了下来一起饮酒,这种竞争是君子之争。我们古代这种君子之争的风气影响了整个东亚,不管是蒙古、朝鲜还是日本,都受到了这种体育精神的影响,摔跤、相扑、跆拳道,选手上场都会互相行礼,这西方人所没有的。第三,既然是比赛,就一定会有赢和输,乡射礼要求选手正确对待失败,要做到“发而不中,反求诸己”,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要怨天尤人。第四,单纯的射箭比赛,只是比力气和技巧,那样容易导致人四肢发达、脑袋简单。乡射礼要求射手按照音乐的节奏发射,这就要求身心有高度的和谐。第五,射箭时,要把靶子当作你的道德标准来瞄准。《礼记》上说,你是一个为君的吗?你是一个为父的吗?那么,你在瞄准靶心时,就要想想自己的德行是否象一个君王、是否象一个父亲?把我的精气神等所有的东西都体验到。这是一种存问和反思的功夫,不可以缺少的。发而不中,也要从自己的修为上找找原因。

    可见,我们的乡射礼已经从普通的射箭比赛,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乡射礼传到朝鲜、日本之后,被称为“弓道”,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射箭,还有一种道德体验在里面。乡射礼要求人们注重体魄和心性的统一与和谐,这种体育教化已经达到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我们古代讲人的身心和体魄要和谐,体魄与人格并重。其实你光是练箭也可以射中,但你这个人脑子是空的,这就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你是水利系的、他是机械系的、我是工程物理系的,我们在学习专业知识之外,还要学人文,还要学体育。人要全面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古代不仅有体育精神,而且要比古希腊“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来得深刻,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我的看法?(热烈鼓掌)

    在中国古代,经过儒家的改造,乡射礼被注入了诸多的人文内涵,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能不了解的。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再略微多讲几句。

    孔子用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教来教学生,其中的“射”,往往有人解释成军事教育的,甚至有人用它来讨论孔子的军事思想的的。从上面的介绍大家可以知道,那是一种对孔子的误读。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们还可举出一个例子。《礼记》上说,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在矍相之圃射箭,前往观看的人很多,象墙一样在外面团团围住。孔子的学生“引而不发”,做出非常优雅的姿势。许多人看了很羡慕,都想进去试试身手。于是,孔子就叫他的学生到门口宣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入内!”贲军之将,就是打败仗的将军。亡国之大夫,是对国家灭亡负有责任的官员。为人后者,是指为了蝇头小利,去做人家干儿子的人。除了这三种人,其他的人都可以进去射箭。比赛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就让学生提出新的道德要求,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进入下一轮。所以到最后一轮的时候,人几乎都跑光了。所以说,射礼不是教人学习打仗的。

    在长期的历史长河中,乡射礼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清朝乾嘉时期有个大学者叫阮元,成就很高,学者奉为“山斗”。晚年,他出了一本文集,叫《揅经室集》。他在文集中回忆到幼时母亲给他讲的道理,他母亲说:为学好比为射。若要想射中,气一定要下沉,不能心浮气燥,要气沉丹田;目标要专注,始终如一;用力要精猛,全身心投入。如果没有射中,要“反求诸已”。可见,乡射礼的基本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态度和人生哲学。它可以知道你去正确处理一切事情。

    另一个例子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北京有个辅仁大学,因为是德国人办的,所以没有象清华、北大、南开等校那样南迁。校长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陈校长身在沦陷区,内心的痛楚尤甚。有一天,辅仁大学全校集会,陈校长神色凝重地讲话,他引用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的典故说:“古代有三种人,是连运动场都不允许进入的:“败军之将,亡国之辈与为人后者”,陈校长用“为人后者”来警示大家不要认贼作父当汉奸。全校师生听了无不肃然,场下鸦雀无声。这个故事说明了乡射礼有他非比寻常的人文内涵,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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