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19岁时写的作文。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始建，毛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在就读的这个学期里，他写了这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主席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商鞅徙木立信论》原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字。毛主席于 1912 年春退出长沙新军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 1912 年上半年，时年毛主席十九岁。

要想弄明白青年毛主席这篇作文的意思，先要了解“徙木立信”的故事。商鞅，战国时卫国人，本姓公孙，名鞅。商鞅从青少年时期就喜爱法家思想。魏惠王不重用他，他入秦，得到秦孝公的起用。他想变法，就对秦孝公说：治理国家不能总是一个办法，不能所有的国家都按古人的做法办，商朝的汤王、周朝的武王不按前人的治国之策办，而开创大业；夏朝和殷朝始终按旧办法治理国家，一点不改变，最后都灭亡了，所以，采用同古人不一样的办法是不能说错的，一切都按旧办法办是不会长久的。秦孝公说：好。于是，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总领国政后，即制定变法的命令。在命令发布前，商鞅怕老百姓对新法不相信，就叫人在国都的南门外竖了三丈长的一根木头，布告老百姓：有谁能把这根木头移到北门去，就赏予十两金子。城门外聚集了很多百姓，大家议论纷纷，却没有一个人来搬。商鞅见无人来搬，就将赏金增加到五十两金子。这时，人群中有一个胆大的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马上给这个人五十两金子，以表示不欺骗老百姓，取信于民。自此，秦国百姓逐渐建立了对朝廷变法的信任，商鞅这才公布了变法的命令。

徙木立信这一看似游戏的政治表演，却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曾有诗句称颂：“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以“臣光曰”的形式发表评论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他强调“信”是执政的根本准则，也是成大业的重要法宝。守信，则可以守国；失信，则难免失政。司马光所列举的古来杰出的君王守“信”以成大业的实例中就包括“秦孝公不废徒木之赏”。他又说：“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司马光对于商鞅之政“刻薄”“诈力”的性质持保留态度，但是对商鞅“不敢忘‘信’以蓄其民”，则予以肯定。

19岁的毛主席在作文中分析说，商鞅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孝公时代，当时，中原地区非常混乱，战事很多，举国疲劳，不堪言状。而要战胜诸国，统一中原，非常困难。商鞅变法之令发出后，依法惩治坏人，保护人民的权利；推动耕（田）织（布）生产，增加国民的财富；奖励军人为国家立功，以树立国威；对不好好劳动的人，就让他无吃无穿无钱花。这真是那时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因而，毛主席对商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认为他是四千多年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

毛主席又在作文中评论说，法令是用来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法令如果是善法，它给人民带来的幸福也就必然很多，人民都担心不公布这样的法令；或者担心公布后不发生效力，必然竭尽全力保护这样的法令，维持这样的法令，想尽一切办法使其更加完善。政府和人民是互相倚存的，这样，哪会有让人民不相信的道理？法令如果不是善法，对人民不但没有幸福可言，恐怕还会带来危害，人民一定会竭尽全力以阻止这样的法令，虽然想让人民相信，又哪有让人民相信的道理？

让青年毛主席痛心的是：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国福民”的“良法”，是秦国“战胜诸国，统一中原”的“大政策”。但是黎民百姓却不能认识这些政策的好处，不能辨别优劣，非要商鞅“具费苦心”地用“徙木立信”的办法来推行不可。

在青年毛主席看来，理想的国民，应该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坏的法令就反对。由此观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说明“吾国国民之愚”。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屡次遭沦亡惨境，根子就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这反映了辛亥革命后知识界、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改造国民性。

梳理近代史，确乎如此，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使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改革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药方把一个古老的“病国”弄得愈益衰弱，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精神文明当作振兴中华的新的良方。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到严复的“开民智，兴民德”，再到鲁迅的“人立而后事举”，表明这是那个时代必然引申出的共同话题。在青年毛主席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国图存的思路，格外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论》，正是这条思路的发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腐败的清朝统治。仅仅过了八个月，青年毛主席就写出这样的作文，宣扬自己的法治思想和“变化民质”的救国主张，体现了他博大的胸襟、高远的抱负，以及敏锐的目光。

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能写出这样一篇赞赏改革家商鞅、宣传法治思想的作文，足以折射出青年毛主席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独立思考的特质。

毛主席当时的国文老师柳潜阅后，忍不住感慨，在这篇作文上多处撰写评语：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精理名言，得未曾有。”

“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柳潜先生还在文首批了“传观”两个大字，让全班同学传阅观摩。

柳潜字钧湄，为湖南湘阴人，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早年酷爱读书，颇有才华；青壮年以后目睹国运衰竭，官场腐败，遂放弃仕途，以教书为业，被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首任校长符定一聘请为国文教师。自从毛主席以头榜进入省一中后，十分爱才的柳潜，便一直对这位“头名状元”给予特别“关照”。他除在课堂上对毛主席严格要求、细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主席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之作，使毛主席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文言文的训练，阅读与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直到1924年，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志》中仍有柳潜的名字。后来柳潜因生活困顿，曾先后在福建和长沙等地做过几年幕僚，后又返回学校从事教师职业，但终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30年在长沙去世，终年52岁。

柳潜先生这位一生颇不得志的清末秀才，虽名不见经传，但却颇具识人之明，“慧眼识英雄”，是他第一个发现并预言不到弱冠之年的毛主席是“伟大之器”。几十年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领袖的毛主席，仍然对自己早年的这位国文老师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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