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国民党中将，解放战争中，任十二兵团司令长官，俗称"黄维兵团"。在淮海战中被人民解放军打败俘虏。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赦，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致力于军史研究。）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到上海、苏州等地视察，黄维以五届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这个团，是团里唯一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汪东林先生是这个团的工作人员之一，对他照顾较多，彼此多次长谈。

    以下是汪东林先生讲述的内容：

    值得回顾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坚持要重游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旧址；一是他向我盛赞他的北伐时期的老上级、原国民革命军独立二十一师师长严重。

    政协视察团到上海的第二天，黄维就私下向我提出，能不能请示团长，让他重游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因为他知道，这次视察团是集体行动，任务是考察上海企业经济管理和调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

    在上海视察了半个月，全团驱车去苏州。

    到苏州后时间尚早，又未安排活动，黄维便要我带他上街逛逛，说他至少有40年没有到过苏州了。我欣然从命，引他在苏州大街小巷穿行。他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国民党有个叫严重即严立三的北伐名将吗？他是湖北人，凡是正派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没有不敬重他的。”

    原来，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严重就是威望颇高的军事教官。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国共合作，参加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除担任战术教官外，还担任学生总队长、训练部副主任(主任为邓演达——编者注)。他从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处长，并受命组建补充师即第二十一师(独立师——笔者注)开始，就着力实施由黄埔军校确立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原则。他精心选拔年轻有志有为的黄埔学生担任连排指挥官，并在短促的时间内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严重作为一师之长，他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诚以待人，特别是他在生活上清廉得如一名士兵，使部下都诚服他治军严明，第二十一师从1926年秋天自广东挥师北伐，过江西，进浙江，到达上海、江苏，历时数月，沿途对城乡百姓不犯秋毫，处处受到欢迎。

    黄维回忆说，这期间，他是初出黄埔校门的低级军官，在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从排长升为连长、营长。严重师长在他的心目中，是长官、严师，是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北伐军势如破竹，二十一师顺利攻下杭州，由浙江向江苏推进，攻占吴江、同里，半夜进入苏州，截断沪宁线，使友军相继攻克沪宁时，突发上海“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他更想不到，他所崇敬的严重师长正在这时，向蒋介石提出辞呈，拂袖去庐山隐居十年，直至抗战爆发才第二次出山。

    黄维说，严重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对国共破裂不满，他不想追随蒋介石，也不想投靠共产党，他对国是的前途十分失望。他辞职的托辞是“身体欠康，心力不济，难以再担重任”。蒋介石先是不准，后来经严重推荐六十三团团长陈诚担任二十一师代师长后才同意。他先去杭州筹款为二十一师北伐在浙江牺牲的官兵建立烈士墓，然后就只身到庐山山南太乙峰下的只有十多户村民的太乙村结茅屋而居，劳作之余研读《四书》，特别是《大学》，在精心研读后写出一篇篇独具心得的文章。他断绝了同国民党军政界人士的来往，偶有挚友和部属去看望他。

    黄维长叹说，“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年盛夏，他刚升任为师长不久，应蒋介石之召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利用会议空隙，他去太乙村看望老师长。当推开那被称为“劬园”半掩着的小门时，严重正对窗聚精会神地伏案读书。那是多么简陋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旧方桌，一张书桌，堆满了线装书。严重回头一望，他立即作了一个揖，大声说，“老师长，学生看望您来了！”“好好，你又登门了！”这是在他上庐山隐居之后，黄维第二次登门。不等他坐定，严重劈头就问，“听说你现在也当师长了，不知贵师现驻防何处？同谁作战？”严重单刀直入地说，“东北三省都送给日本人了，蒋介石却把大军压在江西对付共产党。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的情况是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在即，不先攘外又怎能安内，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当军人虽说服从命令是天职，但也不能没有头脑呵！”接着，他讲了他正在精心研读的《大学》中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说今日中国人同为孔孟之后人，对得住列祖列宗，保住我华夏江山，当是最起码的职责呀……临别时，看他生活清苦，斟酌再三，取出随身一点点并非是事先准备的钱，力劝他收下，小补日用。但严重老师长连连摆手说：“不必，不必。你来看我这个没用的老头子，就不错了，现在我自食其力，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有一天真揭不开锅了，我再写信求你接济也不迟。”

    讲到这里，黄维便打住了，我看出他回忆这段往事，心绪颇为激动。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黄维说，“国民党的失败，表现在军事上打败仗和经济上的大危机，而就其执政党的纪律和风气而言，则在于腐败蜕化之风的滋生蔓延而不可收拾！像严重这样人品风骨的人太少了，国民党人在北伐时期呈现的浩然正气一步步消失，最终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