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汉族。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初年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病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政绩卓著，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范仲淹一生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用一生践行了儒家的君子之说。从儒家提出的君子形象来看，范仲淹真正做到了。

勤学

范仲淹出生在真定府（治今河北正定），其父范墉时为北道重镇成德军节度掌书记（方健《范仲淹评传》）。在范仲淹出生后的第二年，范墉即不幸因病去世。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贫苦无所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服除后改嫁给在平江府（苏州吴县）做推官的淄州长山县人朱文翰，范仲淹遂改朱姓，名说。范仲淹从四岁至二十三岁这二十年里，作为朱文翰的养子曾随继父宦游过很多地方。景德初（1004），朱文翰任淄州长史，范仲淹随同继父在淄州上学。范仲淹读书十分刻苦，志向超群，十五岁即被举为学究，并受到本县年老家居的右谏议大夫姜遵的赏识和关爱，称其"他日中不惟显官，当立盛名于世"（嘉庆《长山县志》卷十《人物志•侨寓》）。范仲淹二十岁那年，母亲看到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想让他学些商贾技艺，但他一无所乐，只想读书。

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由山东长山远赴长安（今西安）游学半年，寻师访友，增广见识。

范仲淹游学关中回山东后，在继父友人的引荐下，来到长山县醴泉寺，拜寺中住持高僧为师，范仲淹在寺中刻苦攻读，昼夜不倦，他"画粥断齑"、"窖金遗僧"、"昼夜苦读"的故事发生这一时期。

醴泉寺南二里远的一僻静山洞，被后人称为"读书洞"，广为流传的"画粥断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有人把范仲淹的这段经历解释因太穷而不得不过苦日子，有人解释成为了"励志"自找苦吃，都有强牵附会之嫌。如果有在山野单独生活的经验，就会知道在单独一个人野外做饭相当麻烦又很费时，"画粥断齑"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范仲淹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范仲淹每天煮一锅粥，放凉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再切上点咸菜，撒上盐末下饭。就这样吃了三年（365x3=1095天）。

据《宋史》记载，范仲淹"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1011年)，范仲淹二十三岁，因偶然事件得知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多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范仲淹深感身世的苦楚，含泪辞别母亲，身带一琴一剑离开长山外出求学。

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师从戚同文学习五经。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数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宋史》说他“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冬天读书疲惫，以冷水洗面提神，学校给的补助不够吃饭，每天喝稀粥，一般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却并不以此为苦，象孔子的高徒颜回一样安贫乐道。 他的一位学友看他常年吃粥，就送一些美食给他，范仲淹竟然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同学责备他漠视关心，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据史料记载，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读书的生活是"凌晨一通舞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在六经寻乐"。范仲淹读书心无旁骛，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跑去观看，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同学非常好奇，问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回答说："日后再见，也未必晚。”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范仲淹已经能够深入五经，在吟诗作文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丵试，中榜成为进士，取得了以做官为政来造福天下的资格。

范仲淹深知“君子学而知其仕也，必渐而成德，然后有位焉”，因此他经常劝谕子侄及后辈们勤奋学习，如他曾在家书中嘱咐“二郎、三郎并劝修学，日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在此家风浸润下，其子孙皆勤学苦读，能文擅画。长子范纯祐“方十岁，能读诸书；为文章，籍籍有称”。次子范纯仁“昼夜肄业，至夜分不寝，置灯帐中，帐顶如墨色”，“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四子范纯粹“沈毅有干略，才应时须。凡条疏时事，议论皆剀切详尽”，“所著诗文若干卷，皆亡于兵，独存奏议十七卷”。

立志

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孟子•离娄上》），援天下以道是儒者根本的志向所在，要以道援天下必须有深厚的学养。孔子提出的儒者的行为标准，第一条就是"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礼记•儒行》），"席上之珍"是比喻深入六经所成就的学养，"夙夜强学"是成为一个儒者的基本条件，"待"之一字，强调儒者居仁由义，绝不苟且，道能行则尽心尽力，道不能行则守身自处。孟子对这个问题作了很好的解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行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范仲淹从青年时代开始践行了儒家所提倡的圣贤之道，表现出超越了一般人的志向。

范仲淹出身孤苦，内心敏锐，青少年时期游历广泛，对天下苍生的疾苦感同身受。欧阳修评价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范仲淹未中进士之前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同行的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这就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

为民

范仲淹入仕后，最初十余年，一直担任地方上的小官员。他每到一地总是踏踏实实地做各种有利于百姓的事，并且干得很有成绩。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到泰州（今江苏泰州市）任西溪镇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他看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因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往往阡陌洗荡，庐舍漂流，人畜丧亡，盐灶也多被冲毁，灾情十分严重。退潮以后，过去的良田都变成了不宜耕种的盐碱地，老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携家外逃。范仲淹上书泰州知州张纶，建议急速修复捍海堰，以救万民之灾。当时有人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范仲淹回敬道："我乃盐监，百姓都逃荒去了，何以收盐？筑堰挡潮，正是我分内之事！"也有人以筑海堰后难以排水，极易出现积潦而予反对。谁知张纶熟知水利，言道："涛之患十之九，潦之患十之一，筑堰挡潮，利多弊少。"于是采纳了范仲淹建议，奏请朝廷批准，并命范仲淹负责修筑泰州捍海堰。

宋代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征集兵夫四万余人兴筑海堰，时值隆冬，雪雨连旬，潮势汹涌，迫岸而来，兵夫因惊慌失措，四处逃散而陷入泥泞中淹死二百余人。有人趁机上书朝廷，反对修堰，于是朝廷决定暂行停工，并派淮南转运使胡令仪到泰州查勘实情。胡令仪系河南开封人，曾于宋代淳化、至道年间 (990-997)任如皋县令，深知古捍海堰年久失修，农田、盐灶和百姓生命财产难以保障。察看后，胡令仪与张纶联名奏明朝廷，获准继续开工。

天圣四年 (1026)，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去世，范仲淹离任回籍守丧。其间，范仲淹屡次给张纶写信，请张纶无论如何要将捍海堰修成，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天圣五年(1027)，张纶负责捍海堰工程指挥，于当年秋施工，第二年春完成，前后历时四载，终将捍海堰修成。堰长25696.6丈(合 71公里)，堰基宽3丈(合10米)，高1丈5尺(合5米)，顶宽1丈(合3.3米)。堰成后受益显著，"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外出逃荒的两千余民户回归家乡，百姓得以安其生，农灶两受其利。

人们虽为主持完成工程的张纶立了生祠，但后人仍未忘记首倡和实际促成者范仲淹，从明代以后，人们即将阜宁至吕四的海堤统称为"范公堤"。修建公共工程本来是国家的义务，当时泰州的历任地方官不会不知道潮水对百姓所造成的灾害，但直到范仲淹上书才引起朝廷重视，足见范仲淹心怀黎民百姓，非一般官员可以比拟。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因进谏阻止仁宗废郭皇后，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梅城任知州。梅城位于新安江、兰江、富春江汇合处，背靠乌龙山，面对三江口，常有水患。范仲淹主持修筑南北相连接的堤坝，疏浚梅城西湖等水利设施。范仲淹在睦州虽然只有半年，但他体察民情，政绩颇佳，老百姓非常怀念这位正直的州官，先后在梅城修建"思范亭"、"思范坊"、"范公祠"等，纪念这位"内刚外和，所至有恩"的父母官。

半年之后，范仲淹被调离睦州，移知苏州。苏州当时洪涝成灾，百姓的田地不能耕种。范仲淹组织百姓疏导苏州境内的五条河流，引导太湖之水流归大海。因在苏州治水有功，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荣衔。随后又被调回京师，升为吏部员外郎，主管官员的考评，兼任开封府知府。

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时年三十三岁，锐意革新。此时，范仲淹因平定西北边境有大功，一时之间众望所归。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朝政，急切盼望他能拿出革新措施。这年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 "、"均公田"、"厚桑农"、"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意欲改革时弊、考核官吏、裁减闲冗。他提出的革新措施直接针对官僚权贵集团的特权利益，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攻击。

庆历四年（1044年），西北边境告急，范仲淹与枢密副使富弼请求到西北治理边防。仁宗任命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到边境后，范仲淹把百两黄金全部分给守边将士。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境内）刚刚被西夏军洗劫，当时很多人都主张放弃这个地方。范仲淹修复麟州的旧堡寨，招回四处流亡的百姓三千余户，免去租税，把过去由官府专营的行业归还给百姓经营。又因商情困苦，奏请朝廷免除府州商税。在范仲淹的治理之下，百姓们逐渐从战乱之中恢复安定的生活。范仲淹离开京城以后，官僚权贵对他的攻击越来越激烈，他上书朝廷请求免去他的参知政事职位。在官僚集团的强大压力下，仁宗也对新政失去了信心。

范仲淹一生的义举非常多，这里略举二例以明之。他被贬到浙江做地方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少路费，不能回乡。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他一首诗，并嘱咐道，"如果过关过卡有阻，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时，曾命次子范纯仁将俸禄五百斛麦子，用船运送回苏州老家。船过丹阳，纯仁上岸拜见父亲的老友石延年，得知石家正处在"三丧未葬，二女未适"的困苦之中。父母亡故，无钱办理丧事，已经困居丹阳二月余。两个女儿年岁已很大，还没有嫁出去。范纯仁一看这个情况，马上就把五百斛的麦子都卖掉，把卖麦子所得的钱都给了石延年。石延年收了钱后，仍然愁容满面地说："还不能解决问题啊！"范纯仁索性就把他坐的那条船也卖掉，把卖船所得的钱全部给了石延年。范纯仁回京后把整个过程向范仲淹汇报，当说到五百斛的麦子都卖掉钱还是不够时，范仲淹急着问："为什么不把船也卖掉？"纯仁赶快告诉他船也卖掉了，范仲淹听了之后很高兴，连连称赞儿子做得对。

皇佑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奉命由邓州（河南）移知杭州任地方官，这一年范仲淹已经六十一岁了。此时的范仲淹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疾病缠身，身心疲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患肺久深，每秋必发"。再加上"子有疾恙，日常忧虞"，范仲淹在邓州任职期间，长子纯佑"得疾昏废"。范仲淹赴任杭州，向仁宗表示谢意，"荐分于善壤"，"迹虽远而获安，年已高而就逸"。 到了杭州后，他的子弟及友人们看到范仲淹年高体衰，考虑到范仲淹一生为官三十多年，已经五上五下，无数次的颠沛流离迁徙任职，一直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居所。于是纷纷劝说他在洛阳或购或建一座带园林的宅第，作为退休以后养老的地方。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与范仲淹同辈或前后辈的达官显贵都建有自己的深宅大院，洛阳豪第为全国之最。范仲淹听了之后一口回绝："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时而居乎？"，"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人如果有道义之乐，连身体形骸都可以置之度外，何况只是居室环境？我现在已经年过六十了，来日无多，现在修建园林宅第，什么时候能去住呢？我的薪俸用不完的部份，应该用来周济宗族之中有困难的人，你们听我的话，不要再为此事多虑了。） 此时到了杭州，已经离故乡苏州很近。多年来，范仲淹一直想为故乡的范氏宗亲做点事，考虑到自己已经年迈体衰，现在是了却心愿的时候了。过去远离故乡，政务又繁忙，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一直不能了却这桩心愿。他回到故乡苏州，看望了族中贫苦的亲戚，了解了他们的困苦情况，倾其一生的全部积蓄，准备在故乡办一个义庄，以完成夙愿。范仲淹就这件事和他的兄长范仲温商量，并把此事委托给范仲温办理。他在苏州购买好田一千亩为"义田"，并在灵芝芳祖宅附近修建了一组房屋为"义宅"，亲自为其命名为"岁寒堂"，"松风阁"，办起了历史上第一个多功能的私人慈善机构，史称范氏义庄。

范仲淹故居天平山“岁寒堂”，因堂前植有松树两棵，范仲淹赋诗誉为君子树，故取“岁寒”为堂名。 范氏义庄的规划包含"义田"、"义宅"、"义学"三部份。义庄的目标是：一、使族中贫困者"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就算是最贫穷的人，都不再会有饥寒之忧；二、"聚族中"，"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则有赡"，保证族中的每一个人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遇到婚丧嫁娶能有足够的资财来办理；三、"立塾以教"，"教养咸备"，建立塾馆教育子弟，做到教养兼备。 范氏义庄创办过程由其兄仲温操办，范仲淹不时写信给兄长范仲温，叮嘱他"自家少置义田，不可却令漏税"，并郑重关照一定要按规定交纳"田契税钱"。范仲淹还曾多次去信告诫侄儿们"要有乡曲之誉"，"不得欺事"，"清心做官，莫营私利"。范氏义庄办成后，族中得到受益的人达到"九十余口"。除了济助范氏宗族外，由范仲淹首定的义庄制度中还有一条，规定外姓人氏也在救济帮助的范围之内。"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乡里邻居、外姓姻亲、本家亲戚，如果因遭遇疾病、灾祸等令生计陷入困顿，或者遇到天灾之年没有饭吃，经族中各房共同调查核实之后，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得到救助，以义田所出的米粮作为救济物资的来源。实际上，范义庄的济贫扶困的范围已远远超出范氏宗族。

直谏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当时仁宗皇帝已经年满二十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仍然还由年逾花甲的刘太后（仁宗是李宸妃所生，刘太后养为己子）一手包揽。刘太后权欲之心很重，喜好作威福。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太后竟然要让仁宗皇帝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皇帝给太后叩头庆寿，是皇帝的家事，应该在后宫进行；前殿是皇帝与百官处理朝政的地方，皇帝和百官一起在此行家礼是败坏朝廷纲纪，会给后世树立恶劣的榜样。他因此上书朝廷，要求太后停止这一错误做法。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在帝制时代，宫庭内部的权力纷争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官员介入其中是犯忌讳的。刘太后违背礼制的做法，用现在的话说是"违宪"，以皇室的家事败乱国事，后果非常严重。刘太后所犯的错误官员们在心底都非常明白，但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害怕丢掉官位。果然，范仲淹的"妄言朝政"让自己仕途折戟，他被贬离京城，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被贬到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市一带）任通判（副长官），后来又被调往陈州（今河南淮阳）。范仲淹做了地方官之后，继续上书指陈他所看到的弊政。当时正在修建太一宫和洪福院，朝廷在陕西大量购买木材。范仲淹上书说："昭应、寿宁的天戒还不远，现在又大兴土木，浪费民脂民膏，这种做法既不顺民心，又不合天意。应该停止修建寺观，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量，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又上书说："太后宠幸的人由宫里下敕书拜官，不经过外朝群臣的讨论，这种做法并不是太平之政。"这些建议因太后把持朝政而不能实行，但仁宗从这些谏言中看出了范仲淹是一个忠臣。

仁宗久闻范仲淹的人品和学问，刘太后死后，在他自己亲政的第一年，就召范仲淹回朝当任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仁宗不是刘太后的亲生儿子，在刘太后死后，很多人在仁宗面前揭刘太后的短处。中国帝王政治的理想是以孝治天下，仁宗放任官员胡乱批评刘太后并不妥当，会损及仁宗的孝行。范仲淹及时向仁宗进谏："太后受先帝真宗的遗命，劳心劳力帮助陛下十多年，人非圣贤，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能用太后所犯的小错把太后的德行全面抹杀。"仁宗听了之后说，他也很不忍心听这些闲话，下令宫内宫外不准再讲刘太后垂帘听政这十多年的往事。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所到之处开放官仓救济灾民，禁止百姓因过度祭祀浪费粮食。他在赈灾期间奏请朝廷免除灾区百姓的税负，提出救济的十项办法。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因进谏阻止仁宗废郭皇后，被贬至睦州（今浙江建德东）任知州。据史料记载，仁宗废郭皇后一事与吕夷简有关。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吕夷简在宫廷中的人脉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之后，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范仲淹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殿门前议定一策，准备第二天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范仲淹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赴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写下了："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取法于《大学》只有"家齐"才能"国治"之意，作为第一家庭的帝王之家混乱，会对国家造成非常坏的影响。"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只要道义能行于天下，高官厚禄无足轻重。

后来，范仲淹任开封府知府。他认真调查之后发现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滥用私人，致使朝中腐败不堪。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呈给仁宗，指出哪些官员是按正常程序升迁，哪些官员的升迁违背了制度，哪些官员的提拨是公事公办，哪些官员的提拨是私相授受，并建议仁宗，重要官员的任命不宜全权委托给宰相。如此一来，范仲淹得罪了宰相吕夷简。

有一天，群臣在朝廷上讨论建立都城之事，范仲淹提出："洛阳险固，而东京开封府处于四面临敌之地，太平时期适于居开封，如果国家有事，必须把都城迁到洛阳，所以应当逐步在洛阳储藏物资，修缮宫室。"仁宗问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提议有什么看法，吕夷简明知范仲淹说得有道理，但他对范仲淹心怀私愤，害怕范仲淹又在仁宗面前立下新功，故意敷衍仁宗说："范仲淹的提议是迂阔之论，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范仲淹从这件事上彻底看清吕夷简只是一个玩弄权术的奸臣，他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势，从来就不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心里。范仲淹接连上了四道奏折给仁宗，痛陈朝廷的弊政，最后把矛头指向了吕夷简说："汉成帝因宠信张禹，不怀疑舅家，所以酿成了王莽之祸。我担心现在也有张禹这样的人，败坏陛下您的法度。"吕夷简上书怒诉说："范仲淹离间君臣关系，在朝中勾结朋党。"从此之后，吕夷简把范仲淹当作危胁自身权势的敌人，彼此势不两立。

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样的事虽然是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吕夷简借此机会从旁中伤，制造了牵连甚广的朋党案，范仲淹被贬为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知州，时年四十七岁。

在范仲淹从开封府动身的时候，因朋党案已经牵扯了欧阳修等若干人，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敢去送范仲淹。不过，这时候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两个人却带了酒肉，一同到郊门外为仲淹践行。王质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侄子，他这次是抱病前来。别人问了他们为什么不怕，李纮说："范希文贤者，得为其党人乃我之荣幸也。"王质也说："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其党人，公之赐质厚矣。"这是当时的友情，邪不压正，还是有人敢于冒着被罢官的危险，为范仲淹的行为叫好助威。"范君此行，尤为光耀！"王质如是说，仲淹大笑："仲淹此行，已三光矣！"

 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并不介意。求仁得仁，此心无憾，在饶州官舍他写下了："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已经是第三次被贬职，但心中的洒脱自在超过了云游天下的禅师们，人世间的荣辱不足挂齿，连边塞的山野老翁都知道。

在饶州范仲淹结识了和饶州临近的池州建德县知县，也是大诗人的梅尧臣，两人互相赠诗唱和。范仲淹说："卓有梅圣俞，作邑郡之旁。"，梅尧臣则寄诗曰："山水香君国，文章汉侍臣。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称赞范仲淹的德行出众，众人皆沉醉于浮名浮利，唯独范仲淹不为名利所动。不过，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并非完全相同，梅尧臣给范仲淹写了《灵乌赋》，希望范仲淹能够管好自己的舌头，不多说就能稳坐高官，自由翱翔。（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啄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兮无尔累。梅圣俞）范仲淹看后也回了一篇答《灵乌赋》，其中写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表示自己必须要直言上谏，绝对不会对弊政视而不见，苟且偷生。文中范仲淹还有一句，"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范仲淹精于《易经》，深得圣人之道，明白只有承担道义才是唯一能趋吉避凶的正道。当时和仲淹往来的还有曹修睦、庐山道士程用之、谢希深、黄灏等人。仲淹《游庐山诗》中写道："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仁者自有道义之乐，内心的逍遥自在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有私毫减损。

德行

越州卧龙山（即今府山）的西北方向，原有一凉堂，凉堂西面有一口久被堙没废弃的古井。范仲淹命人除去杂草，掏尽淤泥，发现古井"泉清"而"味甘"，"当大暑时，饮之若饵白雪，嚼轻冰，凛如也；严冬时，若遇爱日，得阳春，温如也。"范仲淹把凉堂命名为"清白堂"，并特地写了一篇《清白堂记》。在"清白"两字上大做文章，借"井德"喻"官德"，大力宣扬"所守不迁"，即坚定信念、坚持原则、信守不移；"所施不私"，即清正廉洁、不徇私情。这不啻为当时贿赂成风的官场开出了一剂道德修养的良药，伸张了正气。

庆历五年，范仲淹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身份来到邓州任知州。他在邓州的百花洲旁建起一座书院，常于书院内执经讲学，为广大学子传道授业解惑。范仲淹的挚友滕子京也因参与"庆历新政"得罪权贵，被人诬告，在庆历四年被贬为岳州知州。滕子京上任不久就开始筹办三件大事：一是在岳阳楼前的湖下修筑偃虹堤，以防御洞庭湖的洪患；二是兴办教育，造就人才；三是重修岳阳楼。他很快就将岳阳治理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第二年即着手重修岳阳楼，他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写道："天下郡国，非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 岳阳楼修好后，他给范仲淹写了一封《求记书》，并绘制了一册《洞庭秋晚图》随信一并捎去，请范仲淹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庆历六年的九月十五这天，范仲淹端坐于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前，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

文章开篇简要介绍重修岳阳楼的情况，说明作这篇记的缘由。中间用两个段落分别描写洞庭湖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观，引出众人触景生情所形成的悲、喜。峰回路转，在众人悲、喜的铺垫和衬托之下，引出古代仁德之人与众不同的悲、喜。仁德之人心存天下，不会因为自身所处环境的好坏美丑而悲、喜，也不会因为人生际遇的宠辱得失而悲、喜。他们时时忧心的是天下的疾苦，只有当天下祥和康乐的时侯他们才会心生喜乐。末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一句，尽显作者的圣贤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可以说是范仲淹对自己一生的写照。

金圣叹对《岳阳楼记》的总批是："中间悲、喜二大段，只是借来翻出后文忧、乐耳。不然，便是赋体矣。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金圣叹的评论的确是至当之言，点出了这篇文章的核心所在。

受乃父熏染，几位子弟从政后亦非常讲求气节。次子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其但凡引荐人才，一定会以天下公议为依据，且从不告知被荐者是他在背后加以力推。于是有人劝告范纯仁：“当宰相，怎能不笼络天下士子，让他们知道都是出自你的门下？”范纯仁回答：“只要朝廷所用不失正直之人，何必使他们知道出自我的举荐？”其一颗公心天地可鉴。三子范纯礼刚正敢言。宋徽宗时期，奸相曾布当道，经常揣摩圣意，阿谀奉承。当时朝廷财政很是困难，皇帝从某些渠道了解到实情，心中惴惴不安。曾布却刻意隐瞒，上奏道：“有不少人议论财政支绌，其实现在的情况根本无需担忧，愿陛下不要为此太过操心。”范纯仁闻后当面加以驳斥：“在古时候，如果国家没有存贮三年的钱粮，就会深感危机，认为‘国非其国’。如今农业连年歉收，朝廷国库亏空，你却说这根本无碍，岂不是当面欺骗皇上？”此番直言，将曾布批得面红耳赤。四子范纯粹亦是公忠体国之辈。神宗末年，太监李宪鼓动皇帝再次兴兵边陲。皇帝听信谣言，下令“天下人谁敢上书提班师回朝的事，我就把他全家灭门”。谁料偏偏范纯粹不怕死，接连上书反驳，一口气陈述了36条不可出兵的理由。神宗看后，沉默不语，召来太监李舜聪，问他：“范纯粹折子言之凿凿，几无可辩驳。然而我狠话已说，该如何是好？”李舜聪回答：“范纯粹说的这些尽管不是全部有，但也不是全部没有。”皇帝明白其中之意，下诏班师，赦范纯粹无罪。范仲淹晚年，曾给予三位爱子一字评价：“纯仁得其志，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三子气质之所以如此，想必与他们继承父亲淑世的抱负和忠义的情怀息息相关。

范仲淹生病期间，仁宗常常派遣使者赐药慰问。范仲淹病逝之后，仁宗哀伤了很久，遣使慰问他的家人，御笔亲写一块碑竖立在他的墓道上，叫做"褒贤之碑"。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定论，千古以来能被谥为"文正"的屈指可数，足见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之高。

孝亲

兴家靠勤学，持家则须依凭孝悌与俭约。《宋史》有载，范仲淹“性至孝”。他进士及第后，便将母亲接到身边，“欲便亲养，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以往”。母亲去世，范仲淹悲痛欲绝，自陈“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对于继父朱长翰的养育之恩，范仲淹也念念不忘，如他曾上《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请求给予继父封赠，表示“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何处？”以父亲为榜样，范仲淹的子女们也很孝顺。史称范纯祐“事父母孝，未尝违左右”。后来纯祐身染重疾，纯仁“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甚至为了照顾哥哥，他两次抵挡住升职诱惑，拒不出仕。

范门的孝悌家风得到后世子孙很好延续，《万姓统谱》曾记：“范之柔，字叔刚，文正五世孙，举进士，历刑礼二部尚书，太子詹事，事君奉亲，一以文正为法，知止畏盈，每有山林之志，卒谥清宪。”于此可见一斑。

重教

范仲淹重视教育，每到一地即创建书院，到睦州后也不例外，他在梅城庙学原址上创建睦州第一座书院，融庙学与书院于一体。

范仲淹在饶州任职一年多，随后又先后被调往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任职。宝元元年（1038年）十一月，范仲淹来到越州任知州，他在越州大约17个月（即1038.11-1040.3）。越州当时还没有官办学校，他到越州后首先做的就是兴办府学。 他一到越州就急忙写信给他的好朋友、著名学者李泰伯，诚恳地邀请他来越州讲学。李泰伯果然来了，在范仲淹的大力倡导下，越州办学之风大兴，郡内"多自置学，聘名儒主之"。他离去后，越州人民建"希范亭"纪念他，又在亭前立一牌坊，牌坊上题"百代师表"，以褒扬他兴学之功。

勤俭

”深受儒家熏陶，范仲淹自幼崇尚俭约。在继父家时，范仲淹屡次规劝朱氏兄弟节俭，“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身居高位后，范仲淹的俭朴生活依然如故，“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终其一生，范仲淹一贯以节俭自持，“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由于收入不高，范仲淹生活相当节俭。后来虽然身居高位，俸禄非常丰厚，但他依然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平生"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家里除非有宾客来访，否则吃饭不以肉食为主菜，他自已和妻儿的衣食仅能维持温饱。一生两袖清风，在赴颖州（今安徽阜阳）上任的途中病逝之时，"殓无新衣，友人聚资以俸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借屋韩城以居之，遗表不干私泽"。去世后没有新衣服入殓，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他生前没有购置私宅，去世后家人没有地方住，官府在韩城借房屋给他们居住。临终前留下遗书，不许家人因私事占国家的便宜。范仲淹一生乐善好施，他的薪奉的大部份都用接济有急难的人，晚年在故乡买义田置义庄，作为范氏宗族和附近百姓的公共福利机构。

范仲淹一生节俭持家，不但自己以身作则，对子女的家教也非常严格。他训子节俭办理婚事的故事，已经成了广为流传的佳话。次子范纯仁准备结婚，他觉得结婚是人生大事，父亲又是大官，于是就想要把婚事办得体面一些。正好他的大哥纯佑要进京办事，他便让长兄将自己的打算告诉父亲，并列了一张长长的购物清单，让哥哥在京城采购。范仲淹看了购物清单后眉头紧皱，叹道："我家历来清廉俭朴，岂能纵容后代如此奢侈！"于是提笔在购物清单上写道："一人站着一人卧，两个小人地上坐；家中还有两口人，退回娇儿细琢磨。"嘱咐老大不要在京城买任何东西，只将单子退给弟弟，就会明白父亲的意思。范纯仁接过清单仔细琢磨，羞愧不已，于是改变原来的主意，决定节俭办婚事。原来，范仲淹的四句话是个字谜，谜底是个"俭"字（原繁体字"儉"）。

在范仲淹身体力行的影响下，范仲淹的儿子们个个都有父亲的风范，次子范纯仁最为出色。范纯仁一生廉俭，自布衣至宰相，始终如一，所得俸给，都用以扩展范氏义庄。宋史本传说他常训勉亲人子弟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又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可见范纯仁跟范仲淹一样，是一位品德崇高，律己甚严的人。

对于俭约之风，范仲淹以身垂范，且对子弟谆谆教诲。“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父严如此，儿女皆谨遵家训。范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他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时，司马光也在洛阳做官，两人“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尽管招待宾朋仅是粗饭薄酒，且是酒过数巡即罢，洛阳士人却仍愿把参加此会当做是件幸事。他还教育子孙“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范纯礼历任天章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礼部尚书等职，官至尚书右丞。无论身处何职，纯礼不忘节俭，“布衾絁袍，不为表襮沽名誉。食饮不择肥鲜，不役婢妾。”不单践行了范门家风，更堪为士林表率。

孔子在《礼记•儒行》中说："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宋史》评价范仲淹"三黜三光"，三次因纠正朝政的错乱，招致当权者的忌恨而被贬官。主持"庆历新政"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得罪了整个官僚权贵集团，让自己的仕途一直到晚年都不能摆脱奔波曲折。君子立身处世以符合道义为唯一标准，立得正，行得方，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不畏惧权贵，不顾惜身命。纵观范仲淹一生的政绩，无论是做管理百姓的地方官治理水患，还是做统率军队的将帅治理边患，他都以过人的才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只要一涉及到关系国家大计的朝政，范仲淹的为百姓、为国家、为天下的公心与官僚权贵的自私自利水火不容，因此导致他所做的努力经常是以自己被罢官而告终。君子的为政之道，只问自己的所做所为是否符合道义，而不在意是否能取得预定的成效，因为居仁由义在于自己，而一项施政措施能否成功，很多时侯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够左右。但是，君子之光始终是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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