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718－－780），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字士安。唐朝开元时以神童授太子正学。刘晏少年时期十分勤学，少年时期才华横溢、名噪当时。宋代王应麟在他的《三字经》里写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把他树立为当时青年才俊学习的榜样。天宝年间办理税务，因政绩显著，官至侍御史。唐肃宗时，任彭原太守，徙陇、华二州刺史，迁河南尹，晋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为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统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唐代宗时，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使。不久，提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居宰相地位，仍领使职。当时唐朝经济十分萧条，刘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使唐代财政逐步好转。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兼任转运使。广德二年（764）贬为太子宾客，很快又进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大历时，先与户部侍郎第五琦分管全国财赋，后与户部侍郎韩晃分领关内、河东、山东、剑南道租庸、青苗使。升为尚书左仆射，重登宰相之位。唐德宗即位后，刘晏总领全国财赋。建中元年（780），因杨炎所陷被害，家中所抄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管理财政达几十年，效率高，成绩大，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著名理财家。

    刘晏七岁举“神童”，八岁时唐玄宗封泰山，因献《颂》，授太子正字，据《东明县志》记载，刘晏十岁那年，“一日玄宗御驾勤政楼，大张鼓乐百妓，罗列教坊，有王大娘者，能戴百尺竿，竿施木山状，瀛州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歌舞”。这时刘晏被唐玄宗诏于楼中，“使贵妃施粉黛如巾栉”，打扮停当，玄宗目视刘晏发问，“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未有正得。”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时弊，真不愧是有风趣的字谏。接着贵妃又让刘晏针对勤政楼下百戏争新和王大娘头戴百尺竹竿的精湛表演作诗。刘晏应声吟道：“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博得了唐玄宗、杨贵妃和嫔妃等人的一片赞颂。为此，唐玄宗赏赐了刘晏一制象牙笏和一领黄纹袍。

    刘晏治理财政的一个鲜明宗旨是：“其理财以爱民为先”，始终寓“廉”于理财治政之中，充分体现了廉政之道。在他主持财政之初，正是唐王朝盛极而衰之时，“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地主官僚和地方藩镇节度使也乘机逐利。而刘晏则廉洁奉公，不准手下人勒索百姓。他常巡回乡里，体察民间疾苦，安抚百姓，尽力扶持农业生产。他说：“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织。”

    刘晏特别强调赋税持平，反对横征暴敛，主张“常岁平敛之，荒年补救之，大率岁（大丰收年）增十之一。”根据不同年情调节赋税，保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他又拨专款储购谷物，“诸州米常储三百万余斛”，这样不仅灾害之年赈灾济贫有了可靠的保证，还可以利用仓储之粮作为后盾，向市场投放商品粮，以防“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刘晏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运用经济信息治理财政的专家。他把已有的“驿传”（邮递），稍加改造建立起情报网，传递经济信息。有时，刘晏亲自出巡，了解“四方货殖低昂及其它利害”，通过这些准确的情报，掌握各地商业信息，作出切合实际的决策。

    同时他又十分注意选贤任能，在选拔理财官时，他把官员按出身分为“士”和“吏”。他认为“士” ，“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能廉洁奉公；“吏”，长期为幕僚，谙熟政道，习惯于敷衍了事，“利重于名”，不适宜掌管钱财。因此在任用财政出纳方面，“必委之以士”。这些观点虽有点偏激，但从中可以窥见他的清明治吏之风。据说，刘晏因谗被贬之后，由他选拔的人才，“继掌财赋”，循其法，政绩斐然。

    公元763年刘晏被提升为吏部尚书、门下平章事，兼任转运使。刘晏在任期间，办成了三件大事：

    改革漕运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任命刘晏接办漕运，漕运是通过水路交通，将江淮的粮食运至长安，当时漕运废弛，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四伏。由于刘晏曾做过一个时期的地方官，对人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和同情。因此，给宰相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见一水不通，愿荷锸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焦心苦形，期报明主，丹诚未克，漕引多虞，屏营中流掩泣献状。”表示要竭心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和勇于承担重任的献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疏浚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沿用过去裴耀卿的办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这样比过去用江南民工直运的方法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损耗，降低了运费，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项旷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艰辛的劳役。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四十万石至一十万石。

    改革盐政

    他首先整顿了盐监、盐场等盐务机构，又调整了食盐专卖制度，改变了肃宗时第五琦规定的官运官卖的 盐法。规定盐官统一收购亭户（专门生产盐的民户）所产的盐，然后加价卖给盐商，由他们贩运到各地销售。国家只通过掌握统购，批发两个环节来控制盐政。政府收取的盐利，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到大厉末年增至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运费用和政府各项开支。  

    推行“常平法”

    他在诸道置设巡院官，选择勤廉干练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诸巡院，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县雨雪多少、庄稼好坏的情况。每旬、每月都申报转运使司，刘晏所在处又召募善走的人，将各地物价迅速申报。由于刘晏从中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全国经济和市场动态，并根据这些情报，调剂有无，平抑物价，扶持生产，积极救灾。他用“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的办法，防止了谷贱伤农、水旱民散。同时又多购谷物菽粟运往歉收地区，贱价出售，换取农民的土产杂物转卖丰处，这样既救了灾，又不损国用，还刺激了生产。他在实践中总结了这样一条经验：“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纺织，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 给。”刘晏救灾为了做到“应民之急 ”，还在其所辖各州县储粮三百万石，以作备荒之用。刘晏大胆改革了过去只管收取金钱，不管人民死活的税收政策，实行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以养民为先”的财政方针，这一方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上可知，刘晏在负责国家财赋期间，把加强管理作为振兴国家财政的主要手段。由于他对盐铁、漕运、赋税、常平、和籴、货币的整顿和改革，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资治通鉴》卷225载：刘晏代管盐铁专卖后，"法益精密，初岁入钱六十万缗，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厌苦。大历末，计一岁所入，总一千二百万缗，而盐利居其太半。"末年所入逾十倍，即600万缗，占总收入的50％。国家大部分的财政费用全靠盐利来支付。如《新唐书·食货志》云："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可见盐利对振兴国家财政的作用之大。刘晏对漕运的管理成效也很显著。整顿改革后，不仅使漕运畅通无阻，成功地完成了国家财政调拨的重任，"岁转粟百一十万石"，保障了唐代政府财政命脉的正常运转，而且还减少了浪费，节省了大批开支。《新唐书·食货志四》载：刘晏管理漕运期间， "无升斗溺者"，"岁省十余万缗"。和籴平准法通过加强管理后，"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新唐书·刘晏传》）。《新唐书·刘晏传》评价说："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其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循其法，亦能富国云。"由此可知刘盐管理财政的措施和方法是何等的重要，加强财政管理对振兴国家财政是何等的重要。实践证明，要振兴国家财政必须要加强财政管理，古今虽远，道理一也。

    刘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自言如见钱流地上”(《刘晏传》)。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食货志四》)。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这一理财特点﹐被史家赞为“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刘晏传赞》)。刘晏的经济思想接近于西汉的桑弘羊﹐他的理财办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创造﹐但所涉及范围则要狭小得多。 
 
    理财以养民为先 刘晏把赋税的增加建立在户口增加的基础上。他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在刘晏任转运使的初期﹐全国户口只有二百万﹐后来增加到三百余万﹐而且增加的都在刘晏所管辖的地区。“养民为先”的政策确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进行无偿的赈给。他认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新唐书.刘晏传》)。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历史评价

    刘晏任人唯贤。其传记载说：“晏常以办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他认为： “士陷赃贿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荣显，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所以“他勾检书出纳钱谷，事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其属官虽居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无敢欺绐者。”他选用了几百名各种专才和实干家，分布各部门及各州县把关。史称“积数百人，皆新进锐敏，尽当时之选，趣督倚办，故能成功。”他以精明能干、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作为用人的标准，的确是难得可贵的。由于刘晏培养选拔了一大批理财专家，所以，他指挥的庞大理财系统，如臂使指，运动自如。直到他遇害之后，掌管财赋有声望者，大多是刘晏选拔出来的人。 
      
    刘晏雷厉风行。史书说他“为人勤力，事无闲剧，必一日中决之”。他办事还处处从长远考虑，他说：“成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他为了解决关中吃粮困难的问题，官办漕运，在杨州开行用几十年也不坏。他死后五十年，继任者造船，不给羡余“船益脆易坏，”于是漕运陷入瘫痪。
      
    刘晏廉洁奉公，提倡名节。史书说：“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资，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刘晏为挽国家之倾危，解人民于倒悬，身体力行，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夜分。他饮食简素，室无婢，死时只留下两车书籍和几斗米麦。在官吏贪暴的封建社会，一个理财大臣，两袖清风，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由于刘晏的理财方针、措施、办法适应唐王朝经济残破的局面和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也得以养息。他初受命为转运使时，全国才二百万户，国家财政收入只有四百万缗。到了779年，户口增加到三百万户，财政收入达一千三百万缗（其中盐利过半），而国家并没有增加农民的税收，刘晏真正做到了“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他的贡献是很大的，无怪乎人们经常把刘晏与管仲、萧何相提并论。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功高犯忌，廉洁遭妒，正直的人常常被冤屈而死，刘晏没有逃脱这一封建痈造成的灾难。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唐德宗即位。唐德宗是一位性情急躁、猜忌无情、轻举妄动，刚愎自用的人物。他任用奸相元载的余党杨炎为宰相，杨炎发现唐代宗杀元载，刘晏曾参与密议，便于780年进谗言，将刘晏贬出京师，并使唐德宗下诏杀死了刘晏。“刘晏无罪被杀，大家都为他呼冤。”后唐德宗迫于情势，杀死了杨炎，刘晏得到了历史的公断，人民刻石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