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和传统的国家。近读史，想起历史上那些改革者的结局，别有一番感慨。

　　先说明一下，我之所以用结局而不用下场这个词，是因为后者的语义带有一种贬义，但从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改革来看，尽管改革者推行改革时可能动用了一些非常手段，过程显得有些残酷或者非正义，然而，站在大历史的角度，这些改革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用下场一词，显然是对改革及改革者本人的一种否定评价。

　　泱泱中华5000年，曾产生过很多光耀一时的改革人物。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改革者本人，结局好的却没有几个，探究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改革者的命运及失败原委，是有价值的。

　　台湾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从历史看人物》一书中，总结了古代改革者失败的几个原因，其中最根本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此外，很多时候也可能是改革者本身才能不足，甚至眼高手低而自招败局。

　　我想拣几个改革者说说。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四个改革家，时间差距拉得比较长，他们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四种不同的改革类型。当然，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结局或下场都不怎么好，四人中除王安石得以善终，还被封为“荆国公”外，其余三人的结局都很惨。而王安石之所以能够善始善终，一是遇到了一个欣赏和支持他的好领导宋神宗；二是也与整个宋朝对待士大夫的开明政策有关。有宋一朝，对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相对来说还是很宽容的，宋朝开国皇帝对知识分子有“不杀”的戒令，以后历代赵氏子孙都遵守这一戒令，所以在宋朝看不到士大夫反对皇帝而被后者诛杀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王安石的命运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即使如此，王安石也因变法被流放过，他的大儿子还因此被迫自杀。

　　其他三人，商鞅可能要算中国古代改革者中最悲剧性的人物。鞅生活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期，他自魏入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工、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商鞅以激进而残酷的方式推行变法，为建威信而不念私情，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尤其他主张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损害了以太子为代表的旧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其保护伞秦孝公一死，鞅就遭受旧贵族诬陷，车裂而死。

　　王莽则是改革者中的异类。莽的异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以皇帝之身兼任改革者，这在中国古代绝无仅有。这大概与莽篡汉自立有关；二是莽的改革带有浓厚的理想和复古成分，所以许倬云先生说他是食古不化的“书呆子”。其根据《周礼》设计改革蓝图，又依井田制为模式，颁布“王田令”，“私属令”、“五均”、“六管”等，以过时的复古和空想行动來改革時弊，结果自是处处碰壁，改革未见其利，先见其弊，最终引来各地动乱，以致国灭身亡，自己被一商人所杀。

　　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伟大的改革家”，在书生意气方面，其可与王莽有一比。但安石的书生意气主要体现在性格执拗方面，不像王莽在改革内容上复古。安石为改革有些急于求成，很多法令缺少深思熟虑，草率出台，特别是为了保证实施，用了一些品行不端的人，致使变法遭到当时多数士大夫的反对，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赞成，最后导致变法出现许多问题。

　　不过，与王安石的不通世故，不会权变相比，张居正则很有权谋，变革先从吏治开始，制定考成法，确保了改革的贯彻执行。居正的失误在于没有端正与皇帝的关系，尽管皇帝年幼，但臣子就是臣子，切不可因自己一时位高权重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更不可凌驾于皇帝之上。他没有明白这点，所以尽管改革成效卓著，但在自己死后，顽固派反攻倒算，长子被逼自杀，全家包括妻儿老小几乎全被迫害致死，本人也差点被神宗皇帝开棺戮尸。

    这些改革者的悲剧命运告诉我们，面对顽固的守旧势力，改革者需要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和勇气，但要改革成功并避免个人悲剧的发生，在具体的改革中必须讲究方式方法，策略和手段，不能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更不能与民争利。今天，那些失败的改革者，除了触犯既得利益外，多半是因个人操守、政治压力或改革越了界，而慘淡收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