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易经》《诗经》《尚书》广泛使用“君子”一词。《周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尚书·虞书·大禹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而对“君子”一词的具体说明，始于孔子。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语主要是从政治角度立论的，君子的主要意思是“君”。 “君”，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诗经·谷风之什·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孔颖达《诗经正义》曰：“此言君子、小人，在位与民庶相对。君子则引其道，小人则供其役。”《春秋左传·襄公九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此处君子、小人，仍着眼于地位而非道德品质。到孔子时代，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

    君子一词查阅国际君友会中文典藏解释是一泛称，有多重意思：一、称有才德的人。‘博文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礼记、曲礼）二、称在位的人。三、竹、莲花、菊花的别名。四、梅、兰、竹，菊称四君子。五、妻称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六、对先人的尊称。七、指男子。‘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八、在上位者。‘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诗经、伐檀）‘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九、好学者。‘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学而）大致而言，君子一词非只一义。有多种解释，亦颇容易含混。

    在儒家思想里，君子一词具有德性上的意义。“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此似为君子一词在德性上最具体的意义。君子以具有知仁勇之常德为适宜。尤其是仁，更为所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当然，仁祇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所宜具有其德性之总纲，在其他方面，仍非无所述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礼记、檀弓）王廷相：“君子仕必受禄，是为利禄动乎？曰：非然也，仕以行义。圣贤之学，将以济物也。仕而受禄，义也。”（慎言、君子篇）均乃其例。

    君子又为与小人相反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凡此对照之说法甚多，举不胜举，然君子与小人之大有别，亦可以概见。

    君子担道行义，以张扬仁义为己任。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何谓义？孔子没有明言。《中庸》曰：“义者，宜也。”董仲舒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韩愈曰：“行而宜之之为义”。（《原道》）义所考究的是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计后果的正义性，是当下意义的无条件的“应当”，所以要“见义勇为”。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的精神追求就是行仁行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 君子做事的基本价值尺度就是义，就是只问行为本身正当与否。

    孔子不否认人有追求正当利益的权利，但孔子强调人对于利益的追求一定要符合正当性的要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不可求”之事，也就是不义之举。“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违背义的事情，即使再有利也不应当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追求富与贵，无可非议，但不能因为追求富贵而伤害仁义。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的精神追求是担道行义，在孔子看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子贡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又问：“怨乎？”对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君子无所怨，君子应当把维护自己的精神追求，当成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为此而不惜牺牲一切。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懂得这个道理，那么，也可以做到死而无憾了。“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君子之德

    君子追求的目标是仁义。追求仁义，需要知，亦需要勇。孔子将仁、知、勇当作君子之德。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何谓知？ 樊迟问知，孔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知是明白事理，是知晓他人。明白事理、知晓他人也是智慧的表现，所以，知也就是智。孔子对子路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知就说知，不知就说不知，这也是智慧的表现。现实之中，每个人可能都会被人误解，不因他人的误解而郁闷、惆怅，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不要担心自己被人所误解，所要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他人、误解他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君子首先应当是一个仁者，君子需要知，也需要智，但君子作为一个仁者与作为一个智者，还是有差异的。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朱熹注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

    君子以行仁义为事业，也需要勇。“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是义，是事业的正当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无义而有勇可能作乱，也可能成为强盗。

    君子还要做到中庸。孔子很强调中庸，在孔子看来，“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是不偏不倚，是无过无不及，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适中。程颢、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3]过与不及都不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孔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庸》借孔子之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是恰到好处。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并没有一定的法则，而是需要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予灵活运用。这就涉及到所谓的“权”。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权”是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通过权衡而采取的一种最优化的、适中的措施。因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运用，所以，“权”最为难得，与“权”相关的中庸，也最为难得。《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不可能”，并非不可能做到中庸，而是要做到中庸，实在很难。但正是因为难，才显得更为可贵。

    君子之乐

    君子所追求的是正义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是孔子所关注的问题。“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何晏的解释是：“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4]而程颐的解释则是：“‘君子固穷’者，固守其穷也。” [5]刘宝楠赞成程颐的说法：“‘固穷’者，言穷当固守也。” [6] 刘宝楠引用《荀子·宥坐》和《周易·困卦》为证。“君子固穷”为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时回答子路的话。《荀子·宥坐》篇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孔子告诉子路：“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周易·困卦·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综合考虑，程颐的解释显得更为准确。“君子固穷”，并非君子本来就穷困，天生就穷困，而是“君子穷亦固”。君子处于穷困的条件下，还能够固守自己的志向，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操守，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追求。

    子贡曾经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贫而乐”，并非君子必定贫，也非贫本身有什么可乐，而是身处贫困而不改其乐。孔子自喻：“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称赞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乐在其中”，颜渊“不改其乐”，孔、颜所乐者何也？非以贫为乐，而是虽贫也不改变志向，虽贫还能保持快乐，而是为自己虽处贫、处穷、处逆，然却不改志向而乐，而是提倡在居穷、处逆之时，仍须具有一种精神，仍然应当保持快乐的精神状态。身处贫困而不怨，身处逆境而不改，这本身就是值得高兴的事。

    君子修养

    在儒家看来，人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一个完人，只有当一个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切实做到为其所当为、行其所当行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就是所谓的成人。孔子自述其人生道路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君子不是天生而成的，要成为君子，当然需要人格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就力求向他看齐；看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不好的表现，就反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思想或行为，从而告诫自己不应当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是一种基本的修养方法，所以孔子又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君子以为仁行义为己任，而为仁行义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行义不需要他人命令，甚至也不需要他人鼓励。在孔子看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仅仅是知，好才会有兴趣，才会自觉追求，而乐之者则以这种追求为满足、为快乐。然而，现实生活中，真正以仁为快乐的人并不多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怎样才能使人们以行仁为快乐，像好色那样好德呢？孔子发现与礼经常混而难分的诗、乐等艺术，具有陶冶人的性情，使人乐于为仁的作用。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首先应当学诗。

    成为仁人君子，固然应以仁为根本，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只有内在的品德还不够，还须有外在的文采。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于志道、据德、依仁之外，还要人们“游于艺”，亦即泛历各种艺事。此艺虽然也具有内在品德的因素，但无疑更是一种外在的修饰。孔子以六艺授徒，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非常明显地注重于培养人的外在文采。

    为什么要注重外在的文采？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实也，指人的内在品质；文，饰也，指人的外在文采。有质无文则土头土脑，有文无质则华而不实。只有文质兼备，内外双修，才称得上君子。在诸弟子中，孔子最赏识颜渊，但孔子并不认为颜渊就是理想的君子。只是赞叹颜渊的好学和不二过，感叹：“贤哉回也！”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具备多种因素和品质。子路问成人，孔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理想的君子应当有知、有廉、有勇、有艺、有乐。其中艺与乐明显地偏重于人的外在文饰。由于质毕竟是根本。孔子强调，首先要注重内在精神的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学诗为开始，立足于人伦规范。人伦规范当然还是最为重要的，这是做人的根本，所以，六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然而个体修养的真正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完成，却不是礼，不是人伦规范，而是乐。君子“立于礼”而“成于乐”。“成”即是完成、成就、成全。“成于乐”，意味着人格的最后完成、最终完善，是依靠乐、依靠艺术来实现的。

    理解了孔子的“成于乐”，才能理解孔子何以会发出“吾与点也”的感叹。孔子请子路、曾点、冉求、公西华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公西华所言均局限于事功，唯曾点所言，突破事功而上升到精神境界的高度：“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浴乎沂”、“咏而归”，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也非普通人所不可为，然而，能为此者，体现出一种人格精神，这是一种突破事功之后的人格精神，也是一种人格修养的境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善、完美的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