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9月28日，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后随其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袁文才王佐的山寨躲避国民党追捕。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袁文才派到毛身边工作。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同年与毛泽东结婚，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1929年1月随同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任机要科科长。

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造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想从新疆去了苏联。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子珍想到苏联的信时，心怀忐忑。异国的民情，异国的语言，异国的饮食，异国的气候，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能抗得住吗？在作了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行列里，添上贺子珍的名字；另方面，他又接连给有关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想劝她留下，但最终贺子珍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

建国后，有一次，受毛泽东的安排，阎长林陪同李敏到天津去看贺子珍。

贺子珍对阎长林深情地说：“只要他身体好，我也就放心了，你刚才告诉我那段转战陕北的艰苦生活，还有他用兵如神的战斗经历，确实很感动人……”

阎长林轻声问：“听说你在苏联那几年，情况不是太好？”

“很不好！”贺子珍叹了一口气说，“1946年，幸亏有王稼祥和朱仲丽、罗荣桓和林月琴他们几个人的关心。我从疯人院里被放出来以后，一天也不想再在苏联待下去了，很快跟王稼祥两口子回到了哈尔滨，也听到了一些有关他和陕北的情况，我总是天天担心他的身体，希望他每天都能睡得好，吃得好，多打胜仗……”

阎长林告慰说：“主席的身体比在延安时强多了，虽然在陕北转战时受了不少苦，但总算熬过来了，也胖了，就是工作太忙，睡觉太少。”

贺子珍凄楚地笑了笑：“真是……长征路上，他一直很瘦，那时，他心情不好，受王明、博古一伙人的打击迫害，受了很多、很大的委屈……”话说到此，贺子珍又开始自责起来，“唉，也怪我不懂事，没有从思想上多给他安慰，反而因为一些小事常同他闹别扭，我确实有许多地方对不起他……”

阎长林见贺子珍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噙满了泪花，急忙宽慰说：“贺大姐千万别这么想，也别这么说……”并继续安慰说，“贺大姐别再难过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好多了，你应该多保重身体。”

“我真的很后悔”……贺子珍边说边擦拭眼泪，“我离开延安以后，我妹妹贺怡吞了金戒指需要手术，是他代表家属签的字，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总算保住了一条命。还有我母亲到延安，他对我母亲也很好，把自己住的窑洞腾出来让给老人家住，还经常到凤凰山去看望。我母亲去世后，也是他安葬的，后来胡宗南去挖了坟，又是他出了十块银元重新安葬了。这些情况，朱仲丽和王稼祥都对我讲了，我真的很感激他，也更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1959年夏，贺子珍应邀到庐山休养，殊不知是毛泽东要接见她。

夜色中，杨尚奎之妻水静陪同贺子珍来到“美庐”别墅。当水静将贺子珍领进客厅时，贺子珍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那个人竟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很客气地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卫士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对卫士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

屋子里于是只有毛泽东和贺子珍，他们就隔着一张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

贺子珍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能够见到毛泽东。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痛哭失声，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毛泽东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问贺子珍：“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吧？”

贺子珍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毛泽东，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

毛泽东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泽东问起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讲了一些。毛泽东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同志，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凄然。贺子珍眼睛里充满着惆怅和柔情，眼泪禁不住又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贺子珍忽然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

毛泽东听了觉得好笑，点点头道：“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过了一会儿，小封把贺子珍扶进了值班室。待她坐下后，小封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当水静走进毛泽东客厅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说说就乱了，答非所问。”毛泽东像是对水静，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她出去会乱跑的，碰到熟人，很不好。井冈山时期、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水静感到毛泽东考虑问题真周到。她当然知道，在离此不远的河南路，就住着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这些领导人很少有不认得贺子珍的。她于是说：“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半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抢走了我三瓶安眠药，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也不准我吃药。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把药拿过来。那药很厉害，吃多了会出事的。”

“好，我会办妥的。”水静心事沉重地回答毛泽东。

由于贺子珍听毛泽东亲口对她说，第二天还要见她，所以信以为真，翌日起床后便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直到水静和朱旦华领来一个工作人员。进屋后，这位工作人员就很有礼貌地对贺子珍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着水静、朱旦华上车回了南昌。

22年阔别，22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谁知，庐山这次匆匆一别，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贺子珍对毛泽东感情极深，她和毛泽东是患难夫妻，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曾离开他。后来，贺子珍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因为思念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而患重病。她生前曾多次表示，不怨毛泽东，是自己当年太年轻，不懂事，这次出走，使她痛悔终生。